[續西方哲學史第十二章 哲學上的自由主義上一小節]舊是固有的。
初期自由主義在有關知識的問題上是個人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個人主義的，但是在情感或倫理方面卻不帶自我主張的氣味。這一種自由主義支配了十八世紀的英
，支配了美憲法的創製者和法百科全書派。在法大革命期間，它的代表者是比較穩健的各
派，包括吉倫特；但是隨這些派的覆滅，它在法政治中絕迹了一代之久。在英，拿破侖戰爭後，它隨邊沁派及曼徹斯特學派的興起再度得勢。自由主義在美一向成功最大，在美因爲沒有封建製度和家教會的阻礙，從1776年到現在，或者至少到1933年，這一種自由主義一直占優勢。
有一個新的運動逐漸發展成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它由盧梭開端，又從
漫主義運動和家主義獲得力量。在這個運動中，個人主義從知識的領域擴張到了熾情的領域，個人主義裏的無政府主義的各個方面明顯化了。卡萊爾和尼采所發揚的英雄崇拜是這流哲學的典型。有各
各樣的成分聚結其中。有對初期工業製社會的厭惡，對它所産生的醜象的憎恨和對它的殘酷暴行的強烈反感。有對中世紀的鄉愁式的懷戀，由于憎惡近代，把中世紀理想化了。又有一種成分，就是企圖把維護教會與貴族的日漸衰落的特權，和保衛工資收入者反抗工廠主的壓榨這兩樣事結合起來。還有這種成分：在家主義的名義下，在保衛“自由”的戰爭之光榮顯赫這個旗號下，激烈維護反叛權。拜倫是這個運動的詩人；費希特、卡萊爾、尼采是它的哲學家。
但是，由于我們不能人人過英雄領袖的生涯，我們不能人人讓我們的個人意志伸張，所以這種哲學也像其它各種的無政府主義一樣，一經采用，不可避免地要造成那最成功的“英雄”的獨裁統治。而等他的暴政一確立起來，他對旁人就要壓製他賴以取得權力的那種自我主張倫理觀。因此，這種人生論全部是自我反駁的，就是說采納它付諸實踐，結果要實現迥然不同的局面：個人受到苛酷鎮壓的獨夫專製家。
還有另外一派哲學大
上講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旁支，那就是馬克思的哲學。我在後文裏要討論馬克思，目前只須把他記住就是了。
關于自由主義哲學的最早的詳徹論述，見于洛克的著作；
洛克在近代哲學家當中固然決不算頂深刻的人，卻是影響最大的人。在英，洛克的見解與大多數智力發達的常人的見解十分諧調，因此除開在理論哲學中，很難追尋它的影響；反之在法，洛克的見解在實踐方面引起了反抗現存政，在理論方面造成了與風靡的笛卡爾主義的對立，因此它明顯地對形成事態過程起了不小的作用。這是下述普遍原理的一個實例：政治、經濟先進的家裏發展起來的哲學，在它的出生地無非是流行意見的一個澄清和系統化，到別的地方可能成爲革命熱血的源泉，最後會成爲現實革命的源泉。調節先進政策的一些原則傳揚到比較落後的家，主要是通過理論家。在先進的家，實踐啓發理論；在落後的家，理論鼓起實踐。移植來的思想所以很少像在舊土一樣成功，這點差別也是其中一個理由。
未講論洛克的哲學以前，我們先來回顧在十七世紀的英對形成他的見解有影響的一些景況。
內戰時期王與會的爭鬥，使英人從此永遠愛好折衷和穩健，害怕把任何理論推到它的邏輯結論，這種根
支配英人一直到現代。長期會力爭的方針大計，最初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會方面希圖廢止王核准貿易獨占的權限，並且讓他承認會的課稅專權。會希求在英教會內部，給受到大主教勞德迫害的一些意見和宗教儀式以自由；主張會應當按一定期間開會，不可只在王感到它的協助缺少不得的偶而時機才召開。會反對肆意逮捕，反對法官一味迎奉王的意願。但是有不少的人雖然願意爲這些目標進行鼓動，卻不肯對王興兵動武，這在他們看來是叛逆和渎神的行爲。等到實際上戰爭一爆發，勢力的分劃就比較接近相等了。
從內戰爆發到克倫威爾立爲護主爲止的政治發展，所經曆的過程現在已經盡人皆知，但在當時卻是史無前例的。會一包括長老會派和獨立教會派兩派；長老會派希求保留家教會，但是把主教取消；獨立教會派在主教問題上和長老會派意見一致，但是主張各聖會應當不受任何中央教會統治機關的幹涉，有自由選擇各自的神學。長老會派人士大說比獨立教會派人士屬于較上層的社會階級，他們的政治見解比較溫和。他們希望一旦王因爲遭受挫敗有了和解心，便與王諒解和好。不過由于兩點情況，他們的政策根本行不通：第一，王在大主教問題上發揮出一種殉教者的頑強精神；第二，事實證明王難以擊敗，還是仗著克倫威爾的“新型軍”才做成這件事，而新型軍是由獨立教會派人組成的。
結果，王的軍事抵抗被粉碎時，仍舊不能使他同意締結條約，可是長老會派在會軍裏喪失了兵力優勢。保衛民主以致把大權送進了少數人的掌握，而這少數人運用起他們的權力來，可完全不理會什麼民主和議會政治。查理一世先前企圖逮捕五議員的時候，曾引起全大嘩，他的失敗使他落得尴尬出醜。但是克倫威爾沒有這種困難。通過“普來德大清洗”，他革掉大約百十個長老會派議員，一時獲得唯命是聽的多數。最後，等他決定索把會取消，那時“狗也沒叫一聲”——戰爭已經讓人覺得好像只有武力要緊，産生了對憲政形式的藐視。此後在克倫威爾的生前期間，英的政治是軍事獨裁，爲民中日益增加的多數人所憎恨，但是在唯獨他的羽才有武裝的時期，不可能擺
開。
查理二世自從在橡樹裏隱避和在荷蘭流亡後，王政複辟時下定決心再也不踏上旅途了。這迫使他接受了某種緩和。
他不要求有權征收未經會認可的賦稅。他同意了“人身保護條例”，這法令剝奪掉君任意逮捕的權限。偶而他也能憑仗路易十四的財政援助，鄙薄會的課稅權，不過大上講他總是個立憲君主。查理一世的敵派原來所希求的對王權的種種限製，在王政複辟時大部分得到承認，爲查理二世所遵守，因爲事實已經證明，作王的會在臣民手裏吃苦頭。
詹姆士二世和他的哥哥不同，完全缺乏
險巧詐的手腕。盡管他打算無視會，給予非教會派寬容，以便和他們取得和解，但由于他的頑迷的舊教信仰，倒讓自己成了教會派和非教會派的共同敵人。外交政策也起了作用。斯圖亞特王室的王爲避免在戰時必要有的征稅（這會使王室依賴會），先對西班牙、後對法奉行媚外政策。法蘭西日益增強的力，惹起英人對大陸上這個主導家的牢固不變的仇視，而“南特敕令”的撤回，又使新教徒的感情激烈地反對路易十四。最後，在英幾乎人人想除掉詹姆士。但是幾乎人人也同樣決心避免再回到內戰和克倫威爾專政的年月。既然沒有合憲法的方法除掉詹姆士，必須來一次革命，但是這革命必須很快地結束，不讓破壞勢力有一點機會得逞。會的權利必須一舉而永久確保下來。詹姆士王必須退位，但是君主政必須保全；不過這種君主製應該不是王權神授說的君主製；而是一種依賴立法裁可、因而依賴會的君主製。
由于貴族階級和大企業聯合一致，所有這些瞬息間都做到了，沒有必要發一槍一炮。各樣非妥協態度經過人們的嘗試而失敗以後，折衷與穩健得到了成功。
新王是荷蘭人，帶來了他本著稱的商業上和神學上的英明睿智。英格蘭銀行創立起來了；債成了牢固的投資，不再會有君主一時起拒絕兌付的危險。“信教自由令”雖然讓舊教徒和非教會派仍舊要受種種資格限製，卻結束了實際的迫害。外交政策變得堅定地反法蘭西，除開一些短暫的中斷期之外，一直維持到拿破侖覆敗時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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