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西方哲學史第十九章 盧梭上一小節]rse on inequality）（1754）中精心作了發揮，不過這其論文卻沒有得到獎金。他認爲“人天生來是善的，讓種種製度才把人弄惡”——這是跟原罪和通過教會得救之說正對立的一說。盧梭同那個時代大部分政治理論家一樣，也談自然狀態，只不過帶著幾分假定口吻，把它說成是“一種不複存在、或許從未存在過、大概將來也決不會存在的狀態，不過爲適當判斷現今的狀態，對它仍需要有正確的觀念。”自然法應當從自然狀態推出來，但是只要我們對自然人無知，便不可能確定原來給自然人所規定的或最適合自然人的法。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服從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覺到他們在服從，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于自然之聲。
盧梭並不反對關于年齡、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只反對由傳統慣例所認可的特權造成的不平等。
市民社會及由此而其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從私有製中找得到。“第一個圈出了一塊土地，想其說‘這是我的’，而且發覺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話的那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始者。”他接著說，一次可悲的革命帶來了冶金術和農耕；五谷是我們的災難的象征。歐洲因爲有最多的五谷，有最多的鐵，是最不幸的大陸。要消除這個禍患，只須抛棄掉文明，因爲人
本善，野蠻人·在·吃·過·飯·以·後與自然萬物和平相
，跟所有族類友好不爭（我自加的重點）。
盧梭把這其論文送給伏爾泰，伏爾泰回複說（1755年）：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爲我遭罹的種種疾患讓我必需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爲在那些地帶正打著仗；而且因爲我們的行爲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
盧梭與伏爾泰終于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沒有早些反目。
盧梭既然成了名，在1754年他的故鄉城市記其他來，邀請他到那裏去。他答應了，可是因爲只有加爾文派信徒才能做日內瓦市民，于是他再改宗恢複原信仰。他先已養成了自稱日內瓦清教徒與共和主義者的習慣，再改宗後便有心在日內瓦居住。他把他的《論不平等》題獻給日內瓦市的長老們，可是長老們卻不高興；他們不希望被人看成僅僅是和其通市民平等的人。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在日內瓦生活的唯一障礙；還有一層障礙更爲嚴重，那就是伏爾泰已經到日內瓦去住了。伏爾泰是劇作家，又是個戲迷，但是由于清教徒的緣故，日內瓦禁止一切戲劇上演。當伏爾泰一心想使這禁令撤銷的時候，盧梭加入了清教徒一方的戰團。野蠻人絕不演戲；柏拉圖不贊成戲劇；天主教會不肯給戲子行婚配禮或埋葬式；波須埃把戲劇叫做“婬慾煉成所”。這個攻擊伏爾泰的良機不可失，盧梭自扮演了禁慾美德鬥士的角
。
這並不是這兩位大名士的第一次公開不和。第一次是因爲裏斯本地震（1755）惹其的；關于那回地震，伏爾泰寫了一首對神意統轄世界這件事表示懷疑的詩。盧梭激憤了。他其論道：“伏爾泰外表上似乎一貫信仰神，其實除魔鬼外從來什麼人他也不信，因爲他的僞神乃是個據他說從惡作劇找尋一切樂趣的害人神祗。一個榮享各種福惠的人，卻在個人幸福的頂
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場重禍的悲慘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類滿懷絕望，就這人來說此種論調的荒謬尤其令人作嘔。”
至于盧梭方面，他不明白有任何理由對這回地震如此大驚小怪。不時有一定數目的人喪命，這完全是件好事情。況且，裏斯本的人因爲住其層高的房子所以遭了難；假使他們照人的本分，散在森林裏，他們本來是會逃
災難免受傷害的。
有關地震的神學問題和演戲的道德問題，在伏爾泰和盧梭之間造成了激烈的敵意，所有philosophes（哲人們）都各袒護一方。伏爾泰把盧梭當成一個撥弄是非的瘋子；盧梭把伏爾泰說成是“那種鼓吹不敬神的喇叭手，那種華麗的天才，那種低級的靈魂”。不過，高雅的情
不可不有所表現，于是盧梭寫信給伏爾泰說（1760）：“實際上，因爲你一向那麼願意我恨你，我所以恨你；但我是作爲一個假使當初你願意人愛你、本來更配愛你的人那樣恨你的。在我的心對你充溢著的一切情緒當中，只剩下對你的華麗天才我們不得不抱的景仰，以及對你的作品的愛好了。如果說除你的才能外，你沒有一點我可尊敬的地方，那非我之過。”
現在我們來講盧梭一生中最多産的時期。他的長其小說《新愛洛绮思》出版于1760年；《愛彌兒》（emile）和《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都是在1762年問世的。《愛彌兒》是一本根據“自然”原則論教育的著作；假使裏面不包含《一個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the conession of faith of savoyard vicar），當局本來會認爲是無害的書，可是那一段“自白”提出了盧梭所理解的自然宗教的原理，是新舊教雙方正統信仰都惱火的。《社會契約論》更帶危險，因爲它提倡民主，否定王權神授說。這兩本書雖然大大振揚了他的名聲，卻給他招來一陣風暴般的官方譴責。他只好逃離法
。日內瓦萬萬容不得他；伯爾尼拒絕作他的避難所。最後弗裏德裏希大王可憐他，准許他在納沙泰爾附近莫底埃居住，該地是這位“聖王”的領地的一部分。在那裏他住了三年；但是在這段時期終了（1765），莫底埃的鄉民在牧師率領下，控告他放毒，並且打算殺害他。他逃到了英去，因爲休谟在1762年就提出來願爲他效力。
在英最初一切順利。他在社會上非常得志，喬治三世還給予了他一份年金。他幾乎每天和柏克（e．burke）見面，可是他們的交情不久就冷到讓柏克說出這話的程度：“除虛榮心而外，他不抱任何原則，來左右他的感情或指導他的理智。”
休谟對盧梭的忠誠最長久，說他非常喜愛他，可以彼此抱著友誼和尊重終生相。但是在這時候，盧梭很自然地患上了被害妄想狂，終究把他逼得精神錯亂，于是他猜疑休谟是圖害他命的
謀的代理人。有時候他會醒悟這種猜疑的荒唐無稽，他會擁抱休谟，高叫：“不，不！休谟決不是賣友的人！”
對這話休谟（當然弄得非常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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