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0歲 男
s市某師範大學學生
文革初期的反動學生——《十六條》公布那夜起義了——八.三一見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協會批鬥田漢——大串聯——擁軍派搶劫彈葯庫——工宣隊一人手托一個芒果進校——修教路線的典型——看了《紅都女皇》後完全消沈下來——“我做紅衛兵並不後悔”
來時候，幾個當年老紅衛兵說，你去把咱悶在心裏的話沖他說說吧！我找你不是忏悔來的。我感覺直到今天對我們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寫，我就敢說。當然，按你要求，我還要從自己的經曆講起。經曆本身就是一切。這麼說行嗎？
我這個人我說的可能前後不銜接啊，我先簡單把“文革”前一兩年的情況說一說，因爲這是基礎。我是一九**年的高中畢業生，那陣我考學的目標就是南大。我比較喜歡古典文學。可當時到
都在宣傳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在“文革”前gāo cháo的預演，上山下鄉的不是叫先鋒嗎。我這個人曆來就聽覺的話是吧，因爲我從上小學一直受著正統的聽
的話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
是個拉三輪的工人，我的母是在農民家庭長大的，我的二
還是由政府給找回來的呢。解放以前我這組就賣給這裏十大資本家劉襄九他們家，賣去之後我
就去給他們當
母啊。
要講這個還是一段故事啦，這個題外話啦就先不說啦。政府經過周折把我二找回來了，我對的感情就是很樸素呵，共産說什麼是什麼。可是，中間有個岔頭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時候哇，我當時上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對我特別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間就成了右派。當時我很小，但挺納悶兒，女老師挺好的嗎，怎麼成了右派了呢？從那陣子後我就隱隱地感到領導非常厲害，不能得罪他們，同時呢，也不應該得罪他們，他們就是呵。後來我偷偷地去看我們那個右派老師，她已經瘋啦。她姓嚴，教語文的老師。我記得當時那女老師還穿著旗袍，留著短發，就像電影裏“五．四”時候那樣子。我到她家，她抱著我就哭，她說她真想喊，現在看起來呢，她當時成爲右派無非就是直言不諱地提了些問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靈裏埋下了兩個根子，一個是上級領導了不得；另一個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對，是永遠正確的，是不可能出現錯誤的。後來上中學，就是一直聽的話，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了七０年大學“畢業”分配。曆年來我在分配的志願書上，從來都不填什麼志願，就是堅決服從的分配。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誰聽了話誰倒活該倒黴，那些不聽話的現在鬧的還挺好……現在把話再接上一九**年。
一九**年到春天、夏天之後，我突然間決定不考大學，上山下鄉。家裏當然反對喽。還有個語文老師也不樂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個時候誰敢說不讓上山下鄉啊！那時形勢還不能不表態呀！不表態不就是反對麼！不樂意還得說樂意，特別贊成。我就到寶坻縣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個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禮堂開的歡送會，市長歡送。到寶坻縣了，那兒正發大
，都是老百始把我們背過去的。一去，一進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個農村不是一個樣。不過去了還是很高興的。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頭兩個月幹活，還有那種虜誠的革命勁頭鼓舞著，幹來幹去覺得枯燥了。最嚴重的就是吃不飽。因爲下去之後繪四十五斤糧食，十幾歲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糧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沒有，光是棒子和麥子。後來麥子沒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時候連棒子都不夠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摻著吃。說老實話，這點兒受不了。所以當我看了張賢亮那個《綠化樹》，講的挨餓那段情況，我覺得人真是一餓急了就什麼辦法都沒有啦。這個還沒有動搖我上山下鄉的紅心啦，糟糕的就是後來開始的四清。唉呀，我記得在一次下雨剛從地裏收了高梁回來——在寶坻縣收高梁，怎麼收啊，就是從裏撈高梁。它這兩邊地呀，是溝，人下地的時候得從溝裏走，那麼深，高梁從裏冒出來二尺來高。怎麼收呢，兩個人拴根繩于，中間弄個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壓下去了，手裏拿個鐵片呢，叫把鐮，卡下來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們這些不會幹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難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個茬一個茬的，就有點像越南布的那個竹雷陣什麼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裏一個小學校去找一個老師借點書看看，一推門，唉呀，幾個幹部正在屋裏喝酒，這是在**年，那時正在看《奪印》嘛，就這時候。當時思想很簡單，階級鬥爭都是圖片式的。其實現在想起來又算什麼，那些幹部也挺累的，喝點酒明。炒三兩個
蛋，中間有個茶缸子，倒點白薯幹酒，七八個人來回這麼一輪，叫把拼鍋，拼盤的拼麼，就這個意思。可是當時一看他們幹部背著農民喝酒這個勁頭，馬上意識到這是壞事，下地時不由自主地說出來了。可沒想到整個那村裏就兩姓，一是書記的姓，全姓孫；一是副書記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關系，沒幾天很快傳出來了——這天收高梁回來，那個書記就站在街上罵街，當天晚上連團支書，再加上婦女主任等等一塊曆數我的罪狀。這其中一個罪狀就是說，你爲什麼不服從分配？幹活的時候你爲什麼老搶著重活幹？重活你幹的了嗎？出了事你負得了責任嗎？這類的話，這一下我就在村裏呆不住啦。這時候呢，四清工作隊就進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隊站在一邊啦。但是當時那個四清工作隊叫“粗四清”，也叫“粗線條四清”，搞了兩個月擡屁
就走啦。他們一走我可倒黴啦，唉呀，那簡直就受不了啦，書記叫我去拔麥子。寶坻縣那陣不講割麥子。他們爲了把麥地弄幹淨了，再種第二茬莊稼時省事，拿手拔。這是懲罰呀，咱們根本就拔不了哇，連夜地拔呀，我就動搖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
務院對各專署哇有一個通知，特別招收曆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上大學。公社找我說，保送我去，我說保送還考不考哇，公社說就考考語文和政治，我說我太願意走啦。後來我走的時候，村裏給我做的鑒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當中我們摸黑材料哇，在學校裏頭搜出來這個鑒定，上邊寫著我階級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勞呀，講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爲什麼？是村裏那幫人用這法兒趕我走。現在想起來，大概我這人還有命上大學。因爲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話就永遠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後一期舊大學。六五年是最後一撥呀。……
一百個人的十年第16章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