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秧是我在蘭州出差的時候偶然認識的一個11歲的女孩子。
我去蘭州的時候，正是白蘭瓜剛剛開始上市的季節。在離我住的酒店不遠
就是一個小小的市集，幾乎每個攤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幹淨的白蘭瓜在出售，窄窄的街道也因此時時飄蕩著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時分，白蘭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賣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個子很小，頭發是有些幹枯的黃
，皮膚卻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顯寬大的花布
服，從領口數下來的第三粒扣子沒有了，別著一個生鏽的大別針。
秧秧的攤子只有她一個人在支應著。她站在一張長條桌子後面，桌子上有一摞已經烙熟的薄餅和一只玻璃缸，裏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蘭瓜，另外有一個很大的鐵盤子，盛著已經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紅白相間的肉塊上灑著深的孜然粉。桌子旁邊一只自製的烤爐，炭火正旺。桌子正對面是兩條破舊的長凳，料想是給那些吃東西的人暫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蘭瓜都便宜。羊肉串是兩塊錢七串，現吃現烤，如果再加上兩毛錢，秧秧就會把烤得冒著熱氣和孜然粉的香氣的羊肉串平鋪在薄餅上，把串肉的釺子抽出來，餅裹著肉卷成一個筒，一套餅夾羊肉就做好了；白蘭瓜四毛錢就可以買到一牙，相當于一個瓜的1/4。
每到一個地方出差，假如沒有當地的朋友或者有關單位的接待，我通常會選擇幹淨的小飯館或者小食攤解決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爲有限的出差補貼實在不得不計較著使用，另一方面卻是因爲個人的原因，我堅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樣的，所以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話，無異于根本沒有出行，而那些民風淳樸的
毛小店有時候倒是了解一個地域的比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從到達蘭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攤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剛一走進這條市集小街，街兩邊賣各種諸如拉面、烤肉的攤主就開始招呼我。在他們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樣子。我繼續向前走，想走完整條街之後再返回來找一家幹淨些的小店吃晚飯。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並排的羊肉串卷進餅裏，一個男人等在桌子邊上，另一個男人坐在長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貫注于她手下的餅和熱乎乎的肉。好象有些困難，怎麼也卷不起來似的，她的額角上有絲絲的細汗滲出來。男人顯然等得不耐煩了，說：“好了好了，不要費勁了，我自己就這樣吃吧。”言語間明顯的挑剔和厭煩。女孩子小聲說：“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餅還是卷不起來。
我就在這個時候站到了秧秧的攤子前面，我說：“我也要這麼一套。”男人斜看了我一眼，說：“沒見過這麼笨的孩子。”秧秧低著頭，倔強地跟餅和肉們較勁。我說：“這個給我吧，你再做一份熱的給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秧秧，臉上顯出一種似乎很輕蔑又很釋然的表情：“正好，你給她吧，我不要了，你這麼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說罷轉身走了。
秧秧沮喪地看著已經破了一個洞的薄餅，緊緊地抿著嘴
。我說：“沒事兒，給我吧。”她什麼也不說，固執地盯著眼下涼了的肉和破了的餅，眼淚、一對、一對地掉下來。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備給食客的破長凳上，吃完了她給我做的一套又香又熱乎的餅夾羊肉，還有一塊秧秧說送給我的白蘭瓜。走的時候，我在她的玻璃缸旁邊放了5元錢。她堅持要找錢給我，我說：“反正我明天晚上還要來。”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個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飽吸了白蘭瓜的香味，卻沒有看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擺攤子的地方是空著的，看來她是要到傍晚才出來的。
我還是在晚飯的時間來到了秧秧的小攤子。
秧秧換了服，一件男式的的確良襯衫，被她紮進褲子裏，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上面。肥大的服穿在這樣一個小女孩身上，越發顯得她很單薄、瘦小，小風一吹，服鼓脹起來，秧秧象一個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遠的，秧秧就繞過長條桌子來招呼我，她叫我“阿姨”，聲音不大，很清晰，還夾著濃濃的稚氣。
我還沒有坐上秧秧的破長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塊灰的、顯然是從舊棉毛衫上剪下來的布頭把長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著我坐下。
秧秧從她擺在鐵盤子裏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飽滿的七支肉串，烤在炭火上。
也許是因爲有些
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邊吃一邊跟秧秧聊天。她告訴我她11歲，名字叫做“秧秧”。我問她爲什麼是這樣的兩個字，她想了一下，說：“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裏長的嗎？我
說叫這樣名字的人好活。我還說，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講究，反正女人就和地裏的草一樣。”
跟昨天比起來，秧秧活潑了很多。我讓她坐在我旁邊，她說“不行”：“哪有賣東西的跟買東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說，人家看見我坐著，就以爲我已經不賣了，不行。您吃，我看著，就好。”
秧秧說她不是蘭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劉家峽那邊，是個小村子。
這時候有人來買羊肉串，秧秧用她11歲的小手麻利地燒烤、加調料、收錢，又囑咐客人不要把釺子帶走，俨然一個老攤主。我在一旁慢慢吃東西，一邊就在猜想，這麼小又這麼能幹的秧秧爲什麼會來到蘭州這個城市，又爲什麼不在家鄉上學呢？
客人走了，我就問她：“秧秧，你怎麼不上學呢？”
秧秧的臉開始變得有些沈郁起來，緊緊地抿著嘴，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學的孩子，也想起我們知道的那些還沒有機會獲得捐助的孩子，也許秧秧也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氣氛沈悶了一會兒，秧秧擡起頭來：“不是我不想上學，是我說女孩子上學沒有用。我上過學，上了三年呢。後來，我弟弟也要上學，我就讓我回家了。現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學的那個學校，老師還是原來教過我的呢。”
爲了證明上過學，秧秧告訴我，她會寫字：“不信，我給你寫一個。”我于是掏出隨身帶的一支藍的記號筆，遞給她。她握著粗大的筆，沒有寫字，而是充滿了豔羨和驚歎地看著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備的、因而也是極爲普通的筆，翻來覆去地看著，不知道怎麼把結實的大筆帽拔下來。我幫她拔下筆用，她又開始端詳比一般的鋼筆或者圓珠筆要粗一些的天藍筆心。
端詳了一會兒，她問：“阿姨，你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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