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
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裏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
放下筆，什麼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並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裏，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裏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
告別。我記起了《家》裏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珏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麼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旁邊，望著那張慘白
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
，我咬緊牙齒，在心裏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爲什麼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爲什麼？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爲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後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願意改造思想，她願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願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並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後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爲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幹預。
那裏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裏。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
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給人當作“罪人”和“賊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鍾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雲都消散了。我有什麼委屈、牢騒，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爲在那一段時間裏，我每天在“牛棚”裏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彙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聯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衆”，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裏來，高興拿什麼就拿走什麼。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衆批鬥和電視批鬥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爲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後來也常常參加陪鬥。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衆”，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裏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
，她怎麼能遮蓋住！怎樣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進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進南湖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擡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沈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裏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後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後來發現她躺在
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麼願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甯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願！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作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並未受到這種新式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癡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麼痛心。我勸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
她常常問我：“你的問題什麼時候才解決呢？”我苦笑說：
“總有一天會解決的。”她歎口氣說：“我恐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後來她病倒了，有人勸她打電話找我回家，她不知從哪裏得來的消息，她說：“他在寫檢查，不要打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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