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懷念蕭珊》上一小節]。他的問題大概可以解決了。”等到我從五·七幹校回家休假，她已經不能起
。她還問我檢查寫得怎樣，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我當時的確在寫檢查，而且已經寫了好幾次了。他們要我寫，只是爲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麼能理解呢？
這時離她逝世不過兩個多月，癌細胞已經擴散，可是我們不知道，想找醫生給她認真檢查一次，也毫無辦法。平日去醫院挂號看門診，等了許久才見到醫生或者實習醫生，隨便給開個葯方就算解決問題。只有在發燒到攝氏三十九度才有資格挂急診號，或者還可以在病人擁擠的觀察室裏待上一天半天。當時去醫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難，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車來，讓她坐在車上，他慢慢地推著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輪車去看病，看好門診回家雇不到車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來，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請求行人到我們家通知，她一個表侄正好來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張x光片子查一查腸子有什麼病，但是辦不到。後來靠了她一位
戚幫忙開後門兩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腸癌。以後又靠朋友設法開後門住進了醫院。她自己還很高興，以爲得救了。只有她一個人不知道真實的病情，她在醫院裏只活了三個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裏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的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裏，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歎了口氣，說“你放心去吧。”
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裏，有什麼用！“留在家裏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只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
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裏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裏到的。他得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卻沒有想到母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面，把他母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裏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情。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
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愛人。靠了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面，我終于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們見了面，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裏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提去關了一個時期還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
在會場裏我一直像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切，仿佛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再講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爲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沈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
全吞在肚裏。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幹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裏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裏猜到的。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
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裏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裏，我每天去醫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惡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
當時病房裏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飯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
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贊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紮著下了，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經不住手術，最怕的是她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渡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只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裏全是淚。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作好准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我們就在外面走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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