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頁>
贈與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這個集子裏的文章，有幾篇是發表過的，曾和孫大雨、戴望舒、沈從文、孫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編或籌備的刊物有過關系。
陳麟瑞、李健吾兩先生曾將全書審閱一遍，並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給予了幫助。
作者遠客內地，由楊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選、編定這幾篇散文，成爲一集。
願他們幾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謝。
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
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書評一篇寫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覺得看書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寫書評或介紹。他們有一種業余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的浏覽。每到有什麼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寫一個問號或感歎號，像中
舊書上的眉批，外書裏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ａ。這種零星隨感並非他們對于整部書的結論。因爲是隨時批識，先後也許彼此矛盾，說話過火。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反正是消遣，不像書評家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誰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那麼，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考古學提倡發掘墳墓以後，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遺物都暴露了；現代文學成爲專科研究以後，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將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發掘而暴露了。備發掘的喜悅使我們這些人忽視了被暴露的危險，不想到作品的埋沒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虛名。假如作者本人帶頭參加了發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償失，“自掘墳墓”會變爲矛盾統一的雙關語：掘開自己作品的墳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墳墓。
《寫在人生邊上》是四十年前寫的，《人·獸·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寫的。那時候，我對自己的生命還沒有愈來愈逼窄的邊緣感覺，對人、獸、鬼等事務的區別還有非辯證的機械看法。寫完了《圍城》，我曾修改一下這兩本書的文字；改本後來都遺失了，這也表示我不很愛惜舊作。四年前，擅長發掘文墓和揭開文幕的陳夢熊同志向我遊說，建議重印這兩本書。他知道我手邊沒有存書，特意在上海設法複製了原本寄給我。在寫作上，我也許是一個“忘本”的
子，懶去留戀和收藏早期發表的東西。《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編委會成立，朱雯、楊幼生兩位同志都要把這兩本書收進《叢書》。我自信我謝絕的理由很充分：《寫在人生邊上》不是在上海寫的，《人·獸·鬼》不是在抗戰時期出版的，混在《叢書》裏有冒牌的嫌疑。于是，《叢書》主要編委柯靈同志對我說：“你不讓內重印，事實上等于放任那些字據訛
的‘盜印本’在外繼續流傳，這種態度很不負責。至于《叢書》該不該收，編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們
心。”他講來振振有辭，我一向聽從我這位老朋友的話，只好應允合作。又麻煩夢熊同志複製一次，因爲我把他寄來的本子早丟了。
我硬了頭皮，重看這兩本書；控製著手筆，只修改少量字句。它們多少已演變爲曆史
的資料了，不容許我痛刪暢添或壓根兒改寫。但它們總算屬于我的名下，我還保存一點主權，不妨零星枝節地削補。
《叢書》的
例對作者提一個要求，他得在序文裏追憶一下當時的寫作過程和經驗。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記憶的誘惑，幹脆不來什麼緬懷和回想了。兩本小書也值不得各有一序，這篇就一當兩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次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窗論快樂說笑吃飯讀伊索寓言談教訓一個偏見釋文盲論文人
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
“論理你跟我該彼此早認識了，”他說，揀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經受我的引誘和試探。”
“不過，你是個實心眼兒的好人！”他說時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會認識我，雖然你上過我的當。你受我引誘時，你只知道我是可愛的女人、可
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沒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絕我引誘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誰。今天呢，我們也算有緣。有人家做齋事，打醮祭鬼，請我去坐首席，應酬了半個晚上，多喝了幾杯酒，醉眼迷離，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
，不料錯走進了你的屋子。內地的電燈實在太糟了！你房裏竟黑洞洞跟敝地獄一樣！不過還比我那兒冷；我那兒一天到晚生著硫磺火，你這裏當然做不到－－聽說碳價又漲了。”
這時候，我驚奇已定，覺得要盡點主人的義務，對來客說：“承你老人家半夜暗臨，蓬蔽生黑，十分榮幸！只恨獨身作客，沒有預備歡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覺得冷麽？失陪一會，讓我去叫醒傭人來沏壺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極客氣地阻止我，“我只坐一會兒就要去的。並且，我告訴你”－－他那時的表情，信而帶嚴重，極像向醫生報告隱病時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時大鬧天宮，想奪上帝的位子不料沒有成功，反而被貶入寒冰地獄受苦，好像你們人世從前俄的革命
，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亞雪地一樣。我通身熱度都被寒氣逼入心裏，變成一個熱中冷血的角
。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
還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驚異地截斷他說：“ 巴貝獨瑞維
(barbey d”aurevilly)不是也曾說……”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記》(les diaboliques)第五篇裏確也曾提起我的火燒不暖的屁。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後，你就無秘密可言。甚麽私事都給采訪們去傳說，通訊員等去發表。這麽一來，把你的自傳或忏悔錄裏的資料硬奪去了。將來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點新奇事實不可。”
“這不是和自傳的意義違反了麼？”我問。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見識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論。現在是新傳記文學的時代。爲別人做傳記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爲題目來發揮自己。反過來說，作自傳的人往往並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遊，傳述別人的轶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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