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膚是用以感覺的，腦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這是中學生的常識。但是現在假如有個人說，肚子也會想問題的，那我想一定有人會覺得爲荒誕不經，和太不合科學了吧。
其實，科學之所以爲科學，就是因爲它永遠反對一成不變，永遠不滿足于公式教條的原故。說“肚子會想問題”這句話不科學嗎？這就因爲你腦子裏的思想
離了和肚子相關的實際，而變成了“純思想”的原故，腦子的確是管思想的，但是誰在使它想呢？這就是肚子。
說“肚子會想問題”既不是詭辯，也不是筆者的創見。譬如宗教信仰，這都是屬于思想——腦子問題的範疇吧，那麼，馬釘路德不早就說破了嗎？“什麼是上帝，就是我們的肚子！”
舉馬釘路德的例子也許太僻，那麼舉眼前的例子吧。長春的守將曾澤生爲什麼“起義”的？鄭洞
爲什麼投降的？誰使他們發生這種“起義”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來當然是蔣介石強迫他們“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層想，使他們發生這種“起義”“投降”的思想而終于轉化爲行動的，不就是這四萬五千多人的肚子麼？新華社長春觀察家在評述蔣介石“手令”的時候說：“這個手令的種種不通，畫出了蔣介石的張惶失措。當時長春的民
守軍雖未全成餓莩，也已和餓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餓莩”的軍隊怎麼能“突圍”一百七十五英裏呢？“手令”的“種種不通”
在此，“差不多成了餓莩的守軍”與尚未成爲餓莩的守軍的差別也在于此。蔣介石的“手令”、“軍紀”、“製裁”之類，對于還沒有“成爲餓莩”的將官和士兵，多多少少還可以起一點作用，可是對于“差不多已經成了餓莩”的這四萬五千多人，就不僅一點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後外報紙上評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說：“長期的饑餓影響了守軍的士氣”，士氣是什麼？是作戰精神，是一種屬于腦子範疇的精神狀態，于是這也就等于說，使他們決定起義和投降的不單是腦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們相信唯物論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應該把它歸納到物質的根源。而其實，每一個不尚空談而尚實際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論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的，譬如說“饑餓影響到士氣”，“要打勝仗一定先要給士兵吃飽”，這些都已經只有蔣介石之類的人才不懂的常識，換言之，就是饑餓要影響士氣，肚子要指揮腦子。可是再進一步，假如說肚子不僅要指揮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變一個人的
格、行爲、態度、習慣、儀表、禮貌，……那麼不經過“科學的”說明，也許又有人會不相信和不贊成了。很多人將“格”解釋做運命，片面地把它歸結到“人種學”，“優生學”，“遺傳學”的範圍，于是“彬彬有禮”被認爲書香子弟的特有格，而“粗魯笨拙”成了工人農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這樣嗎？偶然在雜志上看見的一個科學實驗證明了這種說話的荒誕不經。
今年三月份的美《臨
心理學雜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篇約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關于肚子和格的實驗報告，用極其淺近的文筆和實驗方法，證明了肚子問題對于每一個人的“品”所起的巨大影響。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米納索它大學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戰者”作爲天竺鼠的代替物，舉行了一次最實際的、以健康的活人爲試驗品的“饑餓對于人
所及之作用”的觀察。最初三個月，讓這些實驗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羅裏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人的每人每日營養量爲二七○○加羅裏，德則爲一五五○加羅裏）。三月之後，在作爲正式實驗期的六個月之內，每人每日給以一七五○加羅裏的營養，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們所開的那張菜單來看，早餐是煎餅，糖漿，蘋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醬，晚餐是洋薯湯，牛
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個“在饑餓線上掙紮”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單靠這一千七百五十加羅裏的熱量是維持不了一個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這樣，實驗一開始，饑餓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進餐排隊的時候，盡管沒有人要擠掉他們，可是誰也緊張地謹守著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個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對周圍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張開兩臂，對分配了食物的盤子，采取了防衛措施。這些“良心反戰者”大抵都是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謹嚴的教士，可是到了這種場合，他們便不再理會什麼禮貌作法了，吃完之後，就用頭去舐幹淨盤子。再留心注意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相互間一見面就談起吃的東西，沈默下來的時候，盤據在他們的腦子裏的“白日之夢”也只是食物、烹調法和旅館裏的菜單之類而已。
除出這種思想的領域之外，肚子問題還作用到他們的日常的習慣生活，他們漸漸的對于每天的刷牙齒，刮胡子不感到興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頭發，于是，其結果是每個人都變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實驗室裏，六個月之後，他們的儀表和癖動作，也幾乎和集中營放出來的囚徒相仿佛了。在這裏對于心理學研究者特別有興趣的一點，是在這種饑餓實驗中，這些人的沖動幾乎完全消失了。他們睡眠的時候絕少做有關事的夢，日常無聊的時候也不再開有關男女問題的玩笑了。
據佛朗克林博士的報告，要重新除去這種六個月間饑餓實驗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習，同樣的也需要有六個月的時間。在實驗完畢，讓這些義勇的“試驗品”恢複到正常生活，攝取充分營養的時候。據報告上說，在最初的三個月間，他們的習慣動作，警戒行爲，貪慾眼光，乃至惡劣的禮貌，都是很難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面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們就要警戒著旁人，偷偷的霸占幾片，盤子裏明明還有肉湯，可是吃完了，他們一定要舐幹淨刀叉上的殘汁，換言之，這僅僅是六個月間的後天的影響，已經對于他們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態度起了這樣巨大而執拗的作用了。
這個科學實驗的報告使我聯想起了另外一件類似的事情。記得太平洋戰爭之後一年，我在重慶遇到從香港赤柱日寇集中營逃出來的名記者愛潑斯坦，他告訴我許多集中營裏的笑話，特別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爲了作弄這些受難的“平民俘虜”，在強迫他們勞役之後常常在廣場中丟擲一兩罐罐頭食物，讓大家去爭奪而引爲笑樂，愛潑斯坦告訴我說：“這簡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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