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沙裏看出一個世界
一朵野花裏一座天堂
把無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裏收藏
梁宗岱譯勃萊克：天真的預示
詩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冊他作序的小書：《宗岱和我》。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蘇女士的回憶錄。甘少蘇女士原是粵劇演員，她謙遜地自稱“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結婚以後，才開始學文化。或許是由于她天資穎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锺，這位“半文盲”記述的名震一時的詩人和學者生活經曆的書，寫得異常質樸、動人。當然，論述梁宗岱先生著譯成就、學術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對一些文化史實的論述與鑒別，也非她所長，讀者自不會在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爲地被中
的詩壇和翻譯界遺忘了。還在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譯文編輯室規劃出版《詩苑譯林》叢書時，我曾參與了這套叢書的規劃設計、選題審定等方面的討論。其中除冰心先生、羅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許多名家都有專題的譯作外，出個人譯詩集的那時暫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孫用、戈寶權、施蟄存等先生。討論選題時，有人問：“梁先生還在世麼？”一位畢業于廣州外語學院的青年編輯說：“還在。在廣外呢！不過，病得不輕。”譯文編輯室其他同志，對梁先生近況，則一無所知。結果，決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聯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蔭荪兄擔任責任編輯的《梁宗岱譯詩集》，除去毀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幾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譯詩，印了二萬七千五百冊。書出版後不久，梁先生就辭世了，但他總算
眼看到了那集子，雖然那書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務出版的《一切的
頂》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學史料》發表了張瑞龍同志的長文《詩人梁宗岱》之外，可以這樣說，《梁宗岱譯詩集》的出版，使讀者重新記起了這位“五四”以後頗有些影響的詩人和翻譯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則使讀者們比較系統地了解到這位詩人和翻譯家的坎坷際遇，閱後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淚。甘少蘇女士記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華橫溢，奮發有爲，十八歲時，由于在文學創作上嶄露頭角，得到了鄭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贊賞，被邀參加“文學研究會”；隨後到歐洲留學七年，在法，同時得到了兩位思想、藝術傾向迥然不同的大師保羅·梵樂希(今譯瓦勒裏，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後，法曾爲他舉行葬)和羅曼·羅蘭的賞識。梵樂希與他結爲至交。羅曼·羅蘭非常欣賞他法譯的陶淵明的詩，在給他的信中稱這種翻譯是“傑作”，“令人神往”；並在瑞士的寓所，破例接待過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這兩位大師給予他不可磨滅的影響。一九三一年回後，他先後在北京大學法文系、南開大學英文系擔任教授，抗戰時期任複旦大學教授。那時，他生氣勃勃，努力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甘少蘇女士這些記述，與溫源甯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知半解》一書中，對梁先生的記述，大
吻合。溫源甯這樣寫道：
“萬一有人長期埋頭于硬
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著是什麼滋味，他應該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領會。萬一有人因爲某種原因灰心失望，他應該看看宗岱那雙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
潤的雙
的熱情顫動，來喚醒他對‘五感’世界應有的興趣；因爲我整個一輩子也沒見過宗岱那樣的人，那麼朝氣蓬蓬，生氣勃勃，對這個
、聲、香、味、觸的榮華世界那麼充滿了激情。”(溫源甯著《一知半解》，南星譯，第56—57頁)
溫著作于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寫的，中譯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時，梁先生去世已過五年，我估計，甘少蘇女士不一定讀過，可是他們兩人的記述不謀而合。
後半生的遭際與前半生就頗不相同。這位雖不服膺共産主義，但卻頗想在共産
領導下，爲中做些有益事業的著名的知識分子，卻屢遭打擊，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廣西的一個專區，蒙受近三年冤獄，經中央幹預後，才得平反。平反後，爲了謀生，也爲了濟世，潛心研究中草葯；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又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鬥，罰跪，被打，致傷，幾乎送命。他情剛烈，甯折不曲，在這樣的
境中，當然就也只能選擇了一條自我*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爲“草包教授”，棄若敝屣的時候，在海外，特別是在法的知識界，卻把他作爲一種智慧的象征在懷念著他呢。彭燕郊教授爲甘少蘇女士此書作的序言，頗爲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從樂觀向上到痛苦幻滅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寫得悲涼、沈痛，讀後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顆沙裏看出一個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裏明睿地提出的一些問題外，對這場看似是個人，其實是中衆多知識分子的悲劇，還應該反思些什麼呢？
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導中革命獲得最後勝利的那兩場內革命戰爭，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統治，但它自身卻不能不帶著農民革命戰爭的彩與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戰爭的一切軌迹和傷痕，光焰和
影，喜劇和悲劇，都不能不在這以後的曆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個人的遭遇和悲劇，反映了一部分中知識分子在這一戰爭過後的遭遇和悲劇。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獄，正是這種狀況的反映。那時，他生活在廣西一個邊遠的專區，正積極地擁護新政權，爲新政權獻力獻計獻策，由于對“左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見，得罪了這個專區一個頭頭，一個“最高權力的代表”。(其實，代表那個地區的最高權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那個頭頭只是一個公仆呢。)這就種下了構成冤獄的禍根。那正是一個被譽爲“和尚打傘”的時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其危險程度，不言自明；而這個“權力的代表”當然不可能知道什麼是詩的價值，精神的力量，什麼文學研究會，什麼羅曼·羅蘭，梵樂希。以後，還是梁先生在監獄中偷偷寫了一封長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長私下遞給甘少蘇女士，再用雙挂號由最高法院副院長張志讓轉呈毛主席，最後，才由中央，中南局，廣西省派了調查組，查清了這是冤案，下令放人，派人到監獄裏向梁先生道歉了事。這時，近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讀到甘少蘇女士的這些記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
《想起了梁宗岱先生》全文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