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有個朋友在公安局，常從倪正的攤上混雙小孩鞋。時間長了不過意，說：“我們那兒有電腦，你不想查查以前認識的誰誰，現今在哪？”
倪正沒什麼可查的人。該有聯系的，搬哪去也知道下落。該沒緣份的，把名字地址寫小本上也白搭。突然，一個名字像氫氣球似地從記憶的深海浮了出來，塞在他的喉嚨口。
別！還是別打聽她！
倪正把這觸目的紅氣球強壓進心底。可是從此他不得安甯。終于有一人，他去找朋友說：“幫我打聽打聽汪學勤吧！”
“女的？”
“女的。”
“以前是幹什麼的？”
“小學老師。”
“30多歲？”朋友頗有深意地歪著頭。
“對，30多歲。”倪正眼前出現了一位端莊的女人，穿敞領很大的製服，好像那是兩片葵葉托者她的臉龐。
“明天聽信吧！”
“哎，錯了錯了！”倪正兩手一拍，清脆地如同塑料鞋底擊在一起。“那時候30多歲，現在25年過去了，該是靠60的人了！”
小時候教過你的老師，在學生眼睛裏，似乎永遠年輕。
朋友把地址送了來。倪正小學五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汪學勤，現已退休，住在郊外的衛星城。
倪正給小學時的中隊長，現在的女記者姚小蒙打電話，約她一塊去看汪老師。他不願單獨去見老師。“下課後你單獨到我這兒來一下。”對所有的孩子，這一句話都具有持久的威懾力。
“你怎麼突然想起紮她來了？”
“不是突然。這麼多年，我其實一直想找她，只不過自己不願意承認罷了。”
“咱們再約上喬一
吧！她現在是醫生，主治醫師。當初是咱們三個人。現在也許是咱們三個。”女記者說。
倪正用的是公用電話，已經有兩三個排在他後面，像准備玩老鷹抓小
的遊戲。“由你安排吧！我是自由職業者，隨叫隨到。”他預備擱下話筒。
“你是發起人，怎麼反倒成了我召集？”女記者駭怪地叫起來。
“別忘了，你是中隊長，而我不過是個普通隊員。”倪正覺得這理由天經地義。
“那喬一還是大隊長呢！”姚小蒙很願意延長這種談話，它使人覺得年
倪正回到家，修了胡子刮了臉，又叫老婆預備了一套西服。最後把這幾天的晚報重新後了一遍（他沒訂別的報），把
家大事說了說，預備那個女老師提問。想了想，再沒什麼可准備的了，便安安靜靜地開始等通知。
天下雪了，倪正的雪地靴賣得挺快。他突然用余光瞟到兩位氣派不凡的女士站在一旁，雖沒看清臉，也立刻停止了同顧客的討價還價。他得讓小學同學記憶中那個誠實厚道的小男孩永遠活著。
真是她倆！姚小蒙穿一身大紅
太空棉防寒服，喜慶得如同一根筆直的二踢腳。喬一臉蒼白，從頭發梢衛往外沁著葯氣。
“剛下夜班。”喬一輕敲著自己的太陽穴。明亮而聰慧的眼睛，在太陽穴的內側，甯靜地注視著倪正。
瞎！大隊長就是大隊長！這一眼，就讓倪正回到了當年俯首聽命的位置上。
“我同汪老師聯系上了。她在家養病，隨時歡迎咱們去。”姚小蒙面向喬一說。
“我回去換套
服。”倪正也向喬一說。
“不必了。去看老師，又不是當新郎倌！你當年拖著兩筒鼻涕，汪老師也沒嫌棄過你啊！”
假如是別的女人這樣說倪正，倪正會火的。但喬一從小就是這樣對倪正講話，反倒
切。
“既然是去看病人，空手不好。”姚小蒙說。
倪正本來想說從自己攤上拿兩雙鞋吧。有一種適合老年人穿的棉鞋，腳踩進去就像陷進面包裏，暖和極了。又一想，從自己攤上拿，顯不出貴重。就是她們終于決定要送同樣的鞋，也一塊到營商店去買。
喬一說：“咱們一邊走一邊看吧。什麼東西像螢火蟲似地在咱們眼前一亮，就說明咱們都看上它了。甭管多少錢，買就是了。送給老師的禮物，我猜大家都不會吝啬的。”
倪正隨兩位女士走在繁華的街道上。他絕對要比她們想像的富，他在提醒自己：一會掏錢的時候不要太大方，千萬不能一時沖動，就多出錢。三一三十一，大家均攤。不能讓一位大夫、一位記者心裏頭失去平衡，她們雖然名氣大，手頭肯定不寬裕，不能在這上頭壓過了她們，讓大家不痛快。就是想對老師表示心意，這回認了門，下次自己多提點禮物去看看，不是更好嗎！
琳琅滿目的商品。今冬流行大披肩，像
單一般大的圍巾，把女人們裹得如同襁褓中的嬰兒。兩個女人站住了。
“給汪老師買條大披肩嗎？”倪正問。
不。不。兩個女人開始移動腳步。在那一瞬，她們想到的不是年逾花甲臥病在的老人，而是自己。
“你們說，汪老師會不會忌恨我們？”喬一突然轉過身問。
他們面面相觑，這是他們一直在回避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他們的良心馱著這個問號走了二十五年，這個問號浸滿了，越來越沈重。他們去看望這個老女人，主要是爲了讓自己的心靈解
。
他們是站在一家光怪陸離的玩具商店面前談論這些話的。一群絨布猴子一只搭住一只，攀在透明的懸崖絕壁之上。
“假如她那時不抽煙就好了。”姚一蒙說著掏出一支細長的女士香煙，兀自抽了起來。
“假如我們那次不到她家去就好了。”倪正說。
“假如我們沒看過那場電影就好了。”喬一說。她開始漫步向前走，好像一只沒有帆也沒有橹的船。
沒有人能聽得懂他們的話，也許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汪老師。
汪老師的家那時候在天安門附近。1964年的慶節，慶祝建十五周年，從未有過的盛大與升平。汪老師隨口說道，在她家的小院裏可以看到禮花在頭頂開放，有一種綢布的降落傘，還曾挂在她家的桃樹梢上。
喬一說：“汪老師，十一那天晚上，我們到您家去好嗎？我們保證不打擾您，只在院子裏靜靜地坐著。”她自知自己是好學生，而好學生總是比較敢講話的。
汪老師覺得自己過分渲染了慶節之夜的美麗，而且這將給家人帶來很多麻煩。她與公婆合住，那是一個龐大的家族，但她不願拂了學生們幼小的心靈。她說：“好吧。不過你們不是在我家住一夜而是住兩夜。”因爲她家距天安門太近，從九月三十日下午戒嚴直到2日淩晨才解除。
初次離家！這對少年們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情。全班學生選出了自己的代表——大隊長、中隊長和進步最大的同學去老師家。
第一夜他們睡得很好，有一個嶄新的節日在等著他們。第二天他們很早就爬起來了，預備每一分鍾都與衆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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