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聲，1928年生于江蘇武進一耕讀之家，自小接觸文學，向往文學創作。49年走出校門，50年開始作文、詩（出過詩集《王善人》、小說（以《解約》在文壇知名）、戲劇（歌劇《走上新路》獲華東會演一等獎而名噪一時），都寫而不多。1958年屈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後才重新握管，以小說《李順大造屋》《陳奂生上城》名重當代，迄今已出版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創作談等專集和選集30部。部分作品被譯成多
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種文字有專集。
高曉聲年輕時
弱多病，又經受種種折磨，居然七十未死，已是幸事。但握管則困難重重矣。
高曉聲
1．1950年創作第一篇短篇小說《收四財》，發表在文彙報“年會”上。
2．1951年華東新華書店出版我的詩集《王善人》。
3．1953年《文藝月報》發表我的短篇小說《解放》。
4．1954年演出我同葉至誠合作的歌劇《走上新路》。1955年出版（通俗出版社）。
5．1957年屈打成右派。
6．1978年冬開始重新握管。
7．1979年3月重返文壇。
8．1979年7月《雨花》發表我的小說《李順大造屋》。在這以前，5月由《鍾山》發表我的小說《“漏鬥戶”主》。
9．1980年《人民文學》發表《陳奂生上城》。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七九小說集》。
10．1981年和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的1980年和1981年小說集。
11．1983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1982年小說集。
12．中文聯出版公司在1984、1985年出版了我的1983、1984年小說集。
13．我的1985小說集如期完成，但短篇的銷售普遍滑坡，一時竟找不到肯爲我出版的單位，一直拖到1988年才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因時間拖長了，不得不將書名改爲《覓》。不能再按年出版。從此開始，我的創作情緒低落。
14．轉寫長篇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在1991和1992年先後出版了我的長篇小說《青天在上》和《陳奂生上城出記》。
15．在這期間還寫了一些短篇，1993年由華藝出版社出了我的短篇集《新娘沒有來》。
16．1992年之後，因身關系，轉人散文創作，連同過去的零星小文，先後出版了《生活的交流》、《生活、思考、創作》、《錢往哪兒跑》、《尋覓清白》等散文、雜文集。
在新時期文學的農村題材的創作中，高曉聲可稱得上是根深葉茂，佳果豐碩的作家了。
在二十二年的沈默期中，他真像一塊被棄置的鹽堿不毛之地，像一片顆粒無收的沙漠荒原……可是當新時期改正冤假錯案的“鑽杆”在這塊土地上轟鳴運轉不久，沈睡的大地蘇醒了，人們發現這裏原來蘊藏著一座富礦，而且馬上出現了如原油井噴那般的令人欣喜的景象。《七九小說集》、《高曉聲一九八○年小說集》、《高曉聲一九八一年小說集》……像精煉過的純度極高的石油，從作家腦子這座複雜的化工聯合企業中源源流出。
高曉聲曾以“擺渡人”自勉，他要用自己的文學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注]。他認爲“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終身奮鬥的目標，有一個總的主題。”他自己的宏願是，“就我來說，這個總的主題，就是促使人們的靈魂完美起來。”[注]他在切實貫徹這些創作目標的過程中，既獲得了作品的豐收，又通過創作實踐對自己的創作目標有了更深的認，並作了精辟的發揮。這次他不是用的“擺渡人”之類的耐人尋味的形象比喻，而是科學的理論上的闡釋：作爲一位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家，首要的職責是“要啓發農民進行自我認識，認識自己的優點和缺點，認識自己的曆史和現狀，認識自己必須努力進步，具備足夠的覺悟、足夠的文化科學知識、足夠的現代辦事能力，使自己不但具有當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確確實實有當家主人翁的本領”。在作家的這席理論闡發中，什麼是農民的“前面的彼岸”的具目標，什麼是“靈魂的完美”的具尺度，都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了。除了促使“自我認識”、“自我努力”的首要任務外，作家還提出反映農村題材作品的其他目的：“二是要讓我各階層的人民，都了解農民的狀況。我是一個有八億農民的家，……必須讀讀農民這本書，才能知道我們能夠做什麼，步子應該怎麼跨，速度怎樣才算快，才曉得什麼叫正確，什麼叫錯誤。”這種各階層人民對農民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作家是將它放到“了解我的情”的高度去強調的，有志于革命和建設的人們不了解八億農民狀況這一重要情，豈非盲人瞎馬，寸步難行？高曉聲說他創作農村題材的目的之三是：“要讓大家看到農民思想和習
對于我整個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不管哪一個人，都在農民的重重包圍之中，即使你是超人，也擺
不了他們的影響……他們身上有許多優良的品，但也不要否認，曆史上種種階級的陳迹，也受到他們的‘保護’，留在他們中間。”[注]我們之所以用不少的篇幅複述作家的這些見解，一是因爲從創作實踐出發，比較系統地論述農村題材作品的目的和任務的文章，並不多見；二是因爲作家力爭要達到的願望，也是評論者反過來當作衡量作家的作品成功與否的天平，看到的客觀效果的重量與主觀願望的砝碼，孰輕孰重，抑是兩兩相平。我們就從這個基點出發，既從農村題材的特殊，又從文藝內在規律的普遍，去評價高曉聲作品的貢獻與不足，他的藝術經驗的得失。
高曉聲讓各階層人民了解農民的狀況，是從他們的最平凡的日常生活開始的，從“
食住行”落墨。但是，陳奂生在饑腸辘辘時，對飾打扮並不在意；李順大爲了購買建築材料，跑斷了
也沒有希望農村最好有汽車代步。可見，在當時，農民對“”、“行”的改善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亟需解決的是“食”、“住”問題。高曉聲寫的陳奂生的“食”和李順大的“住”，雖非“計”，卻屬“民生”。但它們既是八億農民命攸關的民生問題，也必然是家方針大計中的重要課題。因此，高曉聲反映的最平凡的農村狀況，卻引起了如此巨大的震動和深遠的反響，就連作家自己也是萬分驚詫的。當然，他在寫作這些作品時，“自我感覺”是良好的，但對由此而一度掀起的“高曉聲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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