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作者介紹上一小節]說”。我們認爲文學作品總要引起“由他人及自己，用甲物類乙物，以此情比彼景”等等的聯想作用。從廣義上講，文學總是帶有象征意義的。因此，說他的此類作品爲“象征
小說”，也未嘗不可；但，談不上“象征派”。我們不必一讀到有點象征意味的作品就馬上與外
的“象征派”挂起鈎來，好像世界上“只此一家”，其他都是其分支機構似的。即使雙方有類似的品貌，有時也只是在文學特征這個大趨勢之下的遙相呼應而已。我們感到，高曉聲的這類品種，並不僅僅著眼于某一細節或某一局部的類比或暗喻，而是追求整篇小說“通
”上的象征
彩，希望讀者通過聯想而徹悟一種人生經驗和生活哲理，稱之爲“象征小說”是可以接受的。
這種作品的誕生往往發端于“觸發”，是某種不健康的思
或社會的不正之風“觸發”了義憤，“照亮”了作家的庫存，使他産生一種以此情比彼景的創作沖動。《錢包》就是這樣創作而成的：“《錢包》中黃順泉這個人物，我熟悉他，也熟悉他摸錢包的故事，我從小就聽講過這些。但幾十年來我不曾了解它的意義，一九七九年社會上‘向錢看’的風氣卻一下子觸發了我，真像一個閃電照亮了我的腦殼。于是他變成了我的寶貝。”[注]
盡管是從一種思或風氣的“觸發”而發端的，但因作家熟悉人物和熟悉故事，它並不存在概念化的危機；也不因爲是具有象征彩，而使作品缺乏現實主義的細致刻畫的精密度。《錢包》中無論是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是群像氣氛的烘托，都顯得極有功力；特別是圍繞“摸錢包”的人物的思想起伏，情節的調度有致，都是經得起推敲的。它既是嚴格的現實主義作品，又充滿了象征的彩和人生哲理的閃光。而《飛磨》，也同樣是用的細膩的現實主義的筆觸，充實飽滿地再現民間傳說；但它也有明顯的
漫主義因素，及至飛磨騰空起舞，更帶有極度誇張的荒誕調，而象征的含義也就更突現出來了。
這類作品的多主題或主題的多義也往往引起讀者和評論家的注目。高曉聲認爲，從“形象大于概念”這一客觀法則出發，純屬正常，不足爲怪。作者說，《錢包》是要人們看到“向錢看”的下場與結局。但有的讀者從《錢包》中得出舊社會中農民的慘痛際遇的主題。還有的讀者從《錢包》中悟到了“希望的實現有時卻是失望的序幕”的哲理。這三種不同的主題思想是因爲各執故事之一端，加以引申的結果，是從各個角度看立感的生活的結果。高曉聲自己的理解是側重于“錢”，摸錢是向錢看的象征；有的讀者是側重于此事發生的“時間”，看到了農民在舊社會的厄運；第三種意見將“錢”抽象爲“希望”。但作家並不想將主題思想定得太“呆板”，只要不將他作品的主題思想曲解爲“人不爲己，天諱地滅”、“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之類的南轅而北轍的意思，他認爲都是容許的。因爲“生活大于概念，形象大于概念，形象要比概念豐富得多”。[注]他不僅不將自己的看法當作品的“標准像”，相反，感到“我作品的意義，由于群衆的補充得到了擴展”。[注]
這種作品往往是嚴格地忠實于生活本身的複雜，而又不主動地去誘導讀者一定要從某一角度去得出事先就規定好的主題，因此，使習慣于看“一目了然”的作品的讀者感到費解。例如，高曉聲的近作《大山裏的故事》發表後，一些讀者覺得這個短短的故事複雜得難于理解。如果說得尖刻一點，就是不知所雲的“朦胧小說”。其實這個短篇的意義倒是清楚的：大山裏發現了珍禽異獸，動物園的老蔣趕來談判，想用拖拉機換得這頭異獸。但是劉山洪不肯，他的理由是：“這是上面頭頭的意見，他們說：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換給了你，我們倒沒有了。誰做這傻瓜！”結果，因爲他們不會飼養，這頭異獸“死”掉了。懊喪之余，作品中用劉山洪的話來點破：“‘給他換去，說不定倒不死了。’真是無意中道出了真理！”這個道理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本來可以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兩全其美，皆大歡喜的事，爲了莫名其妙的占有慾，自大癖，想撈到“只有我有”的自豪感，結果是“大家沒有”，豈非暴殄天物，擲資源？從事物本身去認真地剖析，不就
離了朦胧境界？
再從作品中兩個主要人物的言行，去探究窺視他們的品。劉山洪是領導，他的領導藝術就是“不管禽獸只管人”，禽獸“無非是皮、毛、骨、肉的數量和質量問題，簡單得很，無需勞神。”他貌似抓綱抓線，實際上是表現了一種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冷漠感。但獵手張山大卻不同，這位名獵手本應是一個“職業殺生者”，但他把狩獵感情化、藝術化了，而且從天天與野獸打交道到向著業余研究者的方向發展。對這兩個人物，我們又有何感渭？高曉聲在談及《繩子》時也說：“對于《繩子》，我只是問你，繩子裏的那位人物，你喜歡他還是討厭他，總是一個態度吧，這小說也是一面鏡子，你喜歡不喜歡小說裏的那個人物，也說明你是那樣的人。”[注]劉山洪和張山大又何嘗不是鏡子？
可見這類品種從故事的內涵到人物的言行品，都是可以經過咀嚼而從中受到啓示的，因爲高曉聲是從生活的複雜出發去反映真實的，而不是以追求作品的朦胧爲其目的的。但我們也不排斥這樣的情況：有時我們讀畢這類作品，一時說不清它的整的含義，說“朦胧”吧，倒不一定是小說本身的朦胧，而是小說在我們頭腦中還
于“朦胧狀態”。可是當我們身某種特定場合，會突然受到觸發，在靈機一動中忽然覓得了小說哲理的閃光，小說才在我們的頭腦中離了“朦胧狀態”。例如我們在生活中看到、聽到某些外客商以“奇貨自居”來卡我們脖子，以“漫天要價”來敲詐勒索。我們就此會聯想到高曉聲的小說《賣買》中的賣主和買主：“現在是只有一個人有賣，只有一個人要買，賣方買方都有專利權，誰占上風，誰占下風，關鍵在于耐。”但小說從情節發展中告訴我們，光憑耐是不夠的，結果買主用智謀戰勝了賣主。智謀撲滅了“奇貨可居”的氣焰，挫敗了“漫天要價”的狂傲。我們對這種不講商業信譽的賣主是厭惡的，他“曆來就是幹這一套的，今後有機會，照樣這麼幹”。
有些蘊藏著人生經驗和生活哲理的作品，還是要靠咀嚼和反刍去悉心領受的。過去有些中外作家也追求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他們的作品初人讀者腦海時似乎像流
般輕漾飄逝，既未受到贊許，也未受到評駁；但某天這位讀者遇到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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