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語種，就說這種語言的人數而言，有沒有充分表述的自由？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其次是社會倫理道德的壓力，從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約束，然後才是這語言自身的問題。一個作家寫作原本只面對語言，卻不得不先應忖這話多擠壓，使勁去突破，這實在是用漢語寫作的中
作家多余的負擔，往往弄得狼狽不堪，以至于到面對語言的藝術的時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說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于一位熱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談語言藝術的通俗的小冊子《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本想爲我自己的那些難以發表的小說開道，沒想到我那些小說依然難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輾轉了五家出版社，後來又弄到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也還出不來。相反，倒是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冊子，招來了一場所謂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大論爭，給我自己惹了許多麻煩不說，還把不少朋友乃至一些關心我的老作家諸如巴金、夏衍、葉君健、嚴文井、鍾惦斐等都牽扯進去，王蒙因爲就這本小班給我寫了封公開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說，在中奢談語言的藝術也真叫難。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編輯找我，約我寫一部長篇，問我能不能實現我關于小說的那些主張？我當即答應了，但只有一個條件，出版時不作任何刪改。這便是是《靈山》的由來。應該說，他並不知道這部小說會寫成什麼樣子，只是出于對我的信任，之後又從出版社預支了我四百元稿費，因爲我說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時。我已經開始受到批判。我構思這部作品的時候，就已經預感到不可能出版，爲了補償這筆不多的稿費，我想到時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個了結，這便是我最後的心理負擔。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門事件之後，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給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煩、于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
寫成這本書，也還得力于我那戲《車站》的禁波。既然這麼一出生活抒情喜劇尚演變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的一個靶子，我正著手的這言之無忌的數十萬言的長篇豈不更釀成大罪？于是索解
那社會、民族、倫理乃至于所謂作家的責任和與生俱來的所謂原罪，只面對我這母語，老而不衰的漢語，從容寫來。
我以爲一個作家，只對他的語言負責。他盡可以革新創造，甚而至于信口開河，言之無物，玩弄語言，卻必須尊重這語言本身擁有的規律、否則便無藝術可言。
“五四”前後，白話文運動以來，古老的漢語獲得了新生，能夠更爲貼切表達現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現代文學史上這一大批傑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個文
家，卻把漢語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弄得面目可憎。當今用漢語寫作的中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負與文學主張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爲便是發揮漢語本身擁有的功能，使之足以並且更爲充分表達現代人的感受。這也是我寫《靈山》的一個意圖，以此表晚這語言還有再創造的余地。
我也難以忍受另一種歐化的漢語，將西方語言的詞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納入漢語，弄得不堪卒讀。首先來自一些粗糙的譯文，隨後又進入到不少文學布品中去，竟被不僅西方語言的某些論者加以提倡，誤認爲是現代文風，連病句和文理不通也當作新
，再海闊天空，加以诠釋。殊不知，無論是見克特的簡約，還是羅蘭、巴爾特的鋪陳，對語言的再創造也好，卻或藉文本自行鮮說，他們用的法語都十分純淨。
對所謂語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導致漢語的複雜與混亂，未必可取，盡管這也是爭取自由表述暗難以避免的一個階段。經過這段躁動，也該孕育出一種新鮮的漢語。而這種複雜，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現今漢語語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現代漢語，語法學家加以規範時，大都藉助西方語言的語法，用西方語言關于詞與句法的觀念來解釋，忽略了漢語自身結構的特點。這固然有助于漢語教學，編寫供外人學漢語的教科書，或推廣普通話，離漢語文學寫作還相去甚遠。
漢語本無時態形態上的區分，說“明天我走”，大可不必寫成“你明天將要聞去”，像流行歌曲裏的唱詞。倘表現虛擬或條件，只訴諸詞序、語助詞或前置詞即可，動詞並無變化。譬如，“一看就有數”、也不必寫成翻譯，“如果怎樣，于是將如何如何”，漢語僅用語氣詞或僅靠詞序前後便可確定。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並無形態，詞也可以靈括轉變。“聲音冰冷”不必寫成“冰泠的聲音”、“匆匆地跑來”不如“匆匆跑來”，“他氣急敗壞地宣告”，“地”大可不必，“更換著指揮捧”究竟是更換還是換了，“著”總歸多余。漢語中、主語經常省略，賓語可以提前，“曬太陽”和“老爺子曬太陽”都不可能誤會爲太陽被曬了。漢語調和詞組大可直接聯綴，毫無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詞或虛詞濫用，句子長而不當，或本可點斷卻莫名其妙連綴一起，凡此種種，把漢語弄得不倫不類，文學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設了。
西方現代語言學與文論著作的翻譯與介紹，又進一步加深了現代漢語的這種危機，因爲他們的研究大都以西方語言和用西方語言寫成的文學作品爲依據，生硬照搬到漢語文學中來，自然弄出一種夾生的翻譯。
老一輩語法學家對白話文的規範自然成績很大。面臨新的漢語文學語言，語言學的研究似乎一籌莫展。我妄自以爲，倘將古漢語和當今活生生的口語加以對比，而不必套用西方語言的語法，會歸納出一套更符合漢語特的現代漢語語法，對現代語言學研究也可另辟途徑，因爲現今的語言學理論都從歐洲的幾種語言出發。這種譯介如果不同漢語的語言結構進行對比，很容易導至漢語西化，而對于漢語的語言這研究至今似乎尚在門檻之外。
我並不反對從西方語言中引入新詞新概念，乃至新句法，但以溶化到漢語自身擁有的結構中爲宜。我寫《靈山》一種現代漢語便以此作爲一條原則。我並不認爲固有的漢語足以表達現代人的一切感受，也不話爲漢語已無可能進一步加以豐富，只不過語言上想有所創造，不能不先有點紮實的漢語功底。
可我也不主張回到古漢語中去，原則上甚至反對運用典故或已經僵死的成語寫作，即使有時專爲追求某種文，如同《靈山》中個別章節，也還避免墮人陳腔老調，因爲古漢語的詞章之美畢竟代替不了作家自己的創造。
對晚明小品的提倡，或對老舍的模仿，似乎是另一種傾向，不能不說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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