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文學與玄學·關于《靈山》上一小節]純正的漢語，但我以爲這種語言也已成爲曆史。用老舍的語言寫老北京市民尚可，寫到現今北京的年輕人顯然不夠用，至于描寫現代人的心理活動，就更困難了。
我主張用活的語言寫作，現今人講的口語新鮮活潑，是文學語言一個豐富的源泉。民間口頭文學，諸如相聲和評彈，以及未經文化人套用五言七言的格式規範過的民歌，指的是原始的錄音記錄，我都從中發現一些靈巧的構詞和極爲複雜的句式，譬如太湖吳語地區民歌中的疊詞和甩句便包含許多機製，能大大豐富漢語的表現力。我還認爲，各地方言中有許多語彙較之規範過的普通話更傳情達意、譬如川語中相當多的語彙，那怕不是四州人一聽也能領會，無需多加改造，便可進人文學語言。方言中某些語彙、構詞法和句法，運用得當的話，都有助于豐富現代漢語，《靈山》中便做了不少試驗。
我在找尋我自己的語言的時候，從馮夢龍和金聖歎他們那裏得到的啓發也遠超過法
超現實主義詩歌。前者將活的語言入書，他編輯的子夜吳歌，那活生生的語言同我的朋友馬漢民收集到的民歌錄音同出一轍，句式靈巧複雜，令我驚歎。而文學批評大家金聖歎則把書本中死的文言變活，他論述的文字朗朗上口，且回環曲折，那些大長句子起伏趺宕，卻又極爲流暢。它們都是語言高手，對漢語貢獻之實在，遠非官文道統文字所能比擬，雖然他們在中正統文史上的地位曆來被打入另冊，恰如小說大家施耐庵、曹雪芹、劉鄂的命運。
我又還以爲，文學語言應該可以朗讀，也就是說，不只訴諸文字，也還訴諸聽覺，音響是語言的靈魂，這便是語言藝術同詞章學的區別。人那怕竊竊私語，或自言自語，喃喃呐呐，也還離不開這種直覺。無法藉聲響表達語感和直覺的字句，我一概不用。漢字之美屬于視覺，書法則又是另一種藝術。漢字喚起的意象，對于說不了漢語的西方人來說，有種特殊的魅力，可以理解，但意象倘不同語音語感和句法聯系起來，還只是文字，並非活的語言。以單音節易基本結構、宇字有韻母以及四聲的區分，同漢語的音樂
分不開，我注重由此而來的音韻和節奏，在追求一種現代漢語的同時，並不也造這個反。這當然同我好用錄音機寫作有關，但我從不把錄音作爲定稿，往往反覆修改，《靈山》有些章節甚至不下二十稿。可我仍然堅持用錄音機寫作，因爲有助于喚起這種語言的直覺。有朋友把《靈山》同法已故的喬治。貝萊克的語言作某種類比，我不反對這種認同。他是一個天生的語言藝術家。
我有時也玩弄語言，只爲表達某種陳規的句式難以表達的情緒。倘偶爾也破壞音韻和節奏，藉以調侃，都希冀傳達某種語感，並且依然尊重漢語的基本結構，並不想玩一種計算機語言，或把字和詞組當撲克牌來玩。
我應該說，我語言上作的種種試驗，並不企圖破壞漢語，也不以某種僵死的官方文
爲敵，那文既已僵死，又何必我再費心思。語言的憤怒或憤怒的語言，都不足以表述我作爲一個現代人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至于我最終能否患知，以及這語言終極的意義，我並不介意。
我不是哲學家，況且，現今也不是哲學的時代。純粹的思辯已日益被方法所代替。傳統的哲學，自維特根斯坦之後，已告結束。我之謂玄學，不過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具有哲學本論的命題與含義。文學與哲學，都歸結于語言的表述。而語言能否統統加以表述，姑且不提，我只在找尋這樣一種現代漢語，盡其可能表達我的感知。
我也不想當裁判，去製定新的語言規範。再說，語言，人類文化最微妙的結晶，已是個自在之物，就其本而言，大于政治，更別說某個政權，也大于意識形態，且不管那家哲學和倫理的製約，更不管社會習俗，也藉以超越自我，有自己的機製和規律，這大只是語言的這門藝術，亦即文學，不爲左右，還獨立存在的理由。我只不過自以爲是，努力去找尋一種自以爲純浮的現代漢語，追蹤自己的感受。
西方現代文學中的意識流，從一個主出發，追隨和捕捉這主感受的過程，作家得到的無非是個語言的流程。所以，我認爲這種文學語言不妨稱之爲語言流。我還以爲這種語言可以表達得更爲充分，只要變更這主感受的角度，譬如變一下人稱，用第二人稱你來代替第一人稱我。或用第三人稱他來代替你，同一主通過人稱轉換，感知角度也就有所有同。
《靈山》中，三個人稱相互轉換表述的都是同一主的感受，便是這本書的語言結構。而第三人稱那她，則不如說是這一主對于無法直接溝通的異，種種不同的經驗與意念。換音之，這部小說不過是個長篇獨白，只人稱不斷變化而已，我自己甯願稱之爲語言流。
語言就其本而言，不理會邏輯。作爲人類心理活動一種表述，只追隨一個線過程，求其實現，且不遵守物理世界那客觀的時空觀念。時間與空間那些議論，一旦
離科學的對象和科學的研究手段，弄到語音藝術裏來，全成了繁瑣哲學虛假的命題。
漢語不區分時態更現語言的本世，現在，過去與將來，就其語言的實現，一視同仁，不訴諸動詞形態變化去加以強調，只面對敘述者和聽者或讀者的心理過程，而且，現實與想家，回憶與意念，毋需刻意區分，都統一在敘訴的過程之中，只認可這語言的實現，而不再理會那現實的世界。
把表述留給文學，而分析，不如交給科學。漢語較之重邏輯與分析的西方語言，表述心理活動更爲靈巧，雖然對于科學的解說有時失之精確。形而上的語言學以及當代各種分析語言學對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研究無疑有用，對于文學卻無甚意義。我關心語言的功能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表現力，這與其說是個學術問題，不如設是對心理狀態的揣摩和跟蹤。文學同藝術一樣，忽在科學不到之
。歧義正是文學的美妙之，倘確實生出歧義，而不至于一塌糊塗。
是與不是，簡單的一分爲二，是一種粗鄙的哲學。一分爲三，或一分爲無數、乃至于複歸于混沌，這種認識更爲高明。語言的意義不在于語義的確定，只在于語言實現的過程、意義是他人賦予的。表述勝于論證，比論證更爲豐富。況且，語言能夠論證嗎？
是，是一個古怪的系詞，to be not be，其實甚麼都是，又甚麼都不是。設二十世紀是一個科學的時代，或者就是一個騙子的時代，同樣沒有意義。甚麼，在所有的語彙中，才最有意思，由此引出種種敘述，且無窮無盡。我不企圖論證，毋需強加他人一種認識，也不希冀他人接收，要緊的是，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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