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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理由——高行健瑞典獎壇演講全文

第2小節
高行健作品

  [續文學的理由——高行健瑞典獎壇演講全文上一小節]這種判斷也因人而異,也因爲人的情感總出自不同的個人。然而,這種主觀的審美判斷又確有普遍可以認同的標准,人們通過文學薰陶而形成的鑒賞力,從閱讀中重新ti會到作者注入的詩意與美,崇高與可笑,悲憫與怪誕,與幽默與嘲諷,凡此種種。

  而詩意並非只來自抒情。作家無節製的自戀是一種幼稚病,誠然,初學寫作時,人人難免。再說,抒情也有許許多多的層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靜觀。詩意便隱藏在這有距離的觀注中。而這觀注的目光如果也審視作家本人,同樣淩駕于書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爲作家的第三只眼,一個盡可能中xing的目光,那麼災難與人世的垃圾便也經得起端詳,在勾起痛苦、厭惡與惡心的同時,也喚醒悲憫、對生命的愛惜與眷戀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審美恐怕是不會過時的,雖然文學如同藝術,時髦年年在變。然而,文學的價值判斷同時尚的區別就在于後者唯新是好,這也是市場的普遍運作的機製,書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審美判斷倘若也追隨市場的行情,則無異于文學的自殺。尤其是現今這個號稱消費的社會,我以爲恰恰得訴諸一種冷的文學。

  十年前,我結束費時七年寫成的《靈山》之後,寫了一篇短文,就主張這樣一種文學:

  「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

  「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作家既不是爲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爲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衆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爲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需要製造幾個敵人來轉移民衆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爲一種犧牲品。而更爲不幸的是,弄暈了的作家竟也以爲當祭品是一大光榮。」

  「其實,作家同讀者的關系無非是精神上的一種交流,彼此不必見面,不必交往,只通過作品得以溝通。文學作爲人類活動尚免除不了的一種行爲,讀與寫雙方都自覺自願。因此,文學對于大衆不負有甚麼義務。」

  「這種恢複了本xing的文學,不妨稱之爲冷的文學。它所以存在僅僅是人類在追求物慾滿足之外的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這種文學自然並非始于今日,只不過以往主要得抵製政治勢力和社會習俗的壓迫,現今還要對抗這消費社會商品價值觀的浸婬,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從事這種寫作,顯然難以爲生,不得不在寫作之外另謀生計,因此,這種文學的寫作,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一種純然精神上的滿足。這種冷的文學能有幸出版而流傳在世,只靠作者和他們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別說造成甚麼文學運動,或成爲社會的明星。這類作家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和夾縫裏,埋頭從事這種當時並不指望報償的精神活動,不求社會的認可,只自得其樂。」

  「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學,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樣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學院給予的這巨大的榮譽與獎賞,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們多年來不計報酬,不辭辛苦,翻譯、出版、演出和評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謝了,因爲這會是一個相當長的名單。

  我還應該感謝的是法guo接納了我,在這個以文學與藝術爲榮的guo家,我既贏得了自由創作的條件,也有我的讀者和觀衆。我有幸並非那麼孤單,雖然從事的是一種相當孤獨的寫作。

  我在這裏還要說的是,生活並不是慶典,這世界也並不都像一百八十年來未有過戰爭如此和平的瑞典,新來臨的這世紀並沒有因爲經曆過上世紀的那許多浩劫就此免疫。記憶無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樣可以遺傳。擁有智能的人類並不聰明到足以吸取教訓,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惡xing發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類並非一定從進步走向進步。曆史,這裏我不得不說到人類的文明史,文明並非是遞進的。從歐洲中世紀的停滯到亞洲大陸近代的衰敗與混亂乃至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殺人的手段也越來越高明,並不隨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就一定更趨文明。

  以一種科學主義來解釋曆史,或是以建立在虛幻的辯證法上的曆史觀來演繹,都未能說明人的行爲。這一個多世紀以來對烏托邦的狂熱和不斷革命如今都塵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難道不覺得苦澀?

  否定的否定並不一定達到肯定,革命並不就帶來建樹,對新世界的烏托邦以鏟除舊世界作爲前提,這種社會革命論也同樣施加于文學,把這本是創造的園地變爲戰場,打倒前人,踐踏文化傳統,一切從零開始,唯新是好,文學的曆史也被诠釋爲不斷的顛覆。

  作家其實承擔不了創世主的角se,也別自我膨脹爲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錯亂變成狂人,也把現世變成幻覺,身外全成了煉獄,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獄,這自我如果失控,何嘗不也如此?弄得自己爲未來當了祭品且不說,也要別人跟著犧牲。

  這二十世紀的曆史不必匆匆去作結論,倘若還陷入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框架的廢墟裏,這曆史也是白寫的,後人自會修正。

  作家也不是預言家,要緊的是活在當下,解除騙局,丟掉妄想,看清此時此刻,同時也審視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質疑這世界與他人的同時,不妨也回顧自己。災難和壓迫固然通常來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與慌亂也會加深痛苦,並給他人造成不幸。

  人類的行爲如此費解,人對自身的認知尚難得清明,文學則不過是人對自身的觀注,觀審其時,多少萌發出一縷照亮自身的意識。

  文學並不旨在顛覆,而貴在發現和揭示鮮爲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爲知道而其實不甚了了的這人世的真相。真實恐怕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這新世紀業已來臨,新不新先不去說,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隨同意識形態的崩潰大抵該結束了。籠罩了一個多世紀的社會烏托邦的幻影已煙消雲散,文學擺tuo掉這樣或那樣的主義的束縛之後,還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來,而人類生存的這基本困境並沒有多大改變,也依然是文學永恒的主題。

  這是個沒有預言沒有許諾的時代,我以爲這倒不壞。作家作爲先知和裁判的角se也該結束了,上一個世紀那許許多多的預言都成了騙局。對未來與其再去製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見證人的地位,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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