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華同志在《文藝作品必須堅持典型
和真實》一文中，對《我應該怎麼辦？》的典型和真實表示否定，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首先，詠華同志對小說的情節構思提出了指責。他列舉出三十年代夏衍同志的話劇《上海屋檐下》，和去年夏天北京街頭出現的一張大字報，指出小說的故事情節和它們有相似之
，並由此而對整篇作品的社會意義産生了懷疑，說是“未免失去了典型意義和真實”。
我們知道，文藝作品貴在創新。這是文藝發展的需要。但是，文藝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了文藝的曆史繼承。我們繼承文藝的曆史財富，必然要學習和借鑒老一輩作家的創作經驗，有時候，還不可避免地在文藝作品中出現某種故事情節、藝術手法的重複。馬克思說過，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文學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外是重複前人的勞動，加以革新、創造。文藝作品的這種重複現象，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如屠格涅夫的《浮士德》在人物設計和情節安排上，就和赫爾岑的《誰之罪》相似；魯迅的《狂人日記》則受到果戈裏的同一題材作品的影響。而曹禺就曾多次談到易蔔生、莎士比亞戲劇創作經驗對他的影響。其實，早在夏衍同志的《上海屋檐下》之前，世界文壇上就已出現了幾個類似情節的文藝作品。這除了構思上的巧合外（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更主要的便是互相借鑒。可見，文學史上不同時期的藝術作品藝術手法、乃至人物情節出現重複、巧合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年輕的初學者，學習、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更是促進和提高創作能力，更好地掌握創作規律與技巧，開闖自己的創作道路的有益途徑。所以高爾基說：“新作家的幾乎每一本書都和在它之前問世的作品有內在的聯系，並且在每一本新書裏都有舊的因素……如果沒有另外一個人，那麼，司湯達、巴爾紮克、福樓拜和莫泊桑就不可能是這樣一個人。”（《高爾基論藝術》）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在借鑒的基礎上從生活出發，創造出自己獨特的藝術特
，賦予新的生命和新的思想內容。在這方面，魯迅先生爲我們作出了典範。
《我應該怎麼辦？》的作者，正是在這種基礎上給這“老而又老”的情節賦予了新的生命。作者在創作時付出的艱苦勞動和藝術心血，是不可否認的。正因爲如此，作品在廣大讀者中激起了極其強烈的反應，引起人們的共鳴，産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作者也在創作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新一步。至于和大字報的情節相類似的問題，那是不值一談的。大字報所反映的某些內容不亦可以作爲文藝的素材嗎？吸取這樣的素材，有什麼值得非議的呢？
其次是關于小說的典型問題。詠華同志認爲，它所借以建立的事實基礎，“只是一些偶然的、個別的現象”。因此，“造成子君最終不幸的也並不是
人蒙冤，而是這兩個大夫最後同時來到她的身邊。”
我們認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這篇小說的範圍，因此，從理論上分清這類是非，是很必要的。
我們知道，文藝是反映現實的一種特殊方式。作爲藝術基本規律的典型化的過程，就是將現實生活中的一般的、反複出現的現象加以概括、集中、提煉、濃縮的過程，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含義。不把一般再現在個別和特殊之中，就不可能有藝術的、具
的、感的形象，這是爲藝術創作的特殊所決定了的。這樣，文藝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活，就總是比實際生活更集中、更概括，表現在情節安排上，總是比現實生活來得“偶然”一些，這就是俗語說的“無巧不成書”。在藝術作品中，一般化的人物故事，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凡成功的作品，莫不通過主人公的命運和遭遇所構成的獨特的故事情節，通過典型的人物格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達到理想的效果。《我應該怎麼辦？》的作者，正是把“四人幫”橫行時期人民的鬥爭生活以及苦難遭遇集中概括到薛子君、李麗文、劉亦民等人物事件中。
而詠華同志卻認爲作者是“挖空心思設計了許多純屬偶然的情節”，而且還提出一連串的“試想”：如果子君與麗文不是分居兩地、鞭長莫及；如果子君家裏不是只有老女的姑
；如果被拖到鐵軌上的麗文沒有碰巧被工人發現；如果從江
中救出子君的不是老同學……等等，用來指責作品是建立在偶然的基礎上。
我們說，要是按照詠華同志的這一套理論，那麼世界上就不存在文藝作品了。我們可以按照這種方法“試想”下去：賈寶玉要沒有那麼一個弱不禁風的林
；劉玄德要沒有一個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宋江要不是殺死了閻婆惜；八卦爐中要不是走了孫大聖；林道靜跳海時要不是恰巧被余永澤救起……那是斷不會有《紅樓夢》，也不會有《三
演義》、《浒傳》和《西遊記》；更不會有《青春之歌》的。如此類推，則一切文藝作品都是不能成立的。這未免流于荒謬了吧？文藝作品要不是把這一切看似偶然的東西集中起來，又怎能成其爲文藝作品呢？
當然，文藝作品是生活真實的反映，不管它如何奇異、偶然，都必須建立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這也是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原則。在《我應該怎麼辦？》中，我們能說那些情節是
離了生活真實的偶然呢？子君的第一個丈夫慘遭“四人幫”一夥的迫害，被拖到鐵軌上，企圖製造“臥軌自殺”的假象，被夜班工人救起；而子君在無家可歸，悲憤交加之下跳進江中，恰巧被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工人劉亦民救起，這些都是完全合乎生活常理的事，怎麼能說這些情節是離生活真實的偶然呢？
我們認爲，《我應該怎麼辦？》中的偶然，正是充滿生活氣息、遵循生活真實的描寫，它深刻揭示了這一時期的社會本質和造成這一悲劇的曆史根源。作品正是以這種：“個別”和“偶然”，表現了一般，以這種特殊反映出“四人幫”時期普通存在的杜會現象，因此，具有一定的典型，“四人幫”給千千萬萬人造成了悲劇，給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是無可否認的曆史事實。因此，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絕不是“個別的現象、偶然的現象”，作品所表現的並不僅僅是子君個人的悲歡離合，而是千千萬萬悲劇的縮影，是千家萬戶血淚的凝聚。
另外，對于作品提出的“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詠華同志指責說，“即使是最有經驗的思想家，最高明的法律博士，也無法回答子君應該怎麼辦。”並且還幸災樂禍他說，“她問天算是問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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