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一九七九年二期刊登的陳
凱同志的短篇小說《我應該怎麼辦？》，僅從藝術手法上看，情節曲折、文筆清新，在愛情的描寫上思想解放、感情奔放，不失爲一篇風格獨特的新作。
但是，小說所敘說的情節，我們似乎並不陌生。記得去年夏季，在北京街頭曾出現一張《××，我應該怎麼辦？》的大字報，煞有介事地訴說了一個女人的離奇遭遇，除了時間、地點和細節上有出入外，大
的經曆與陳凱同志筆下的薛子君相似。不過，當時不少人就懷疑：這大字報是真人真事呢，還是虛構的故事？因爲人們沒有忘記，早在四十年前，戲劇界的老前輩夏衍同志曾經創作了著名的話劇《上海屋檐下》，所敘述的也恰巧是這麼一女兩男離合悲歡的遭遇。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呢，還是有心的移花接木呢？因爲它不是文學作品，大家也沒有去管它。如今，這樣一個基本類似的故事，又以小說的形式出現了，這真是無獨有偶啊。
爲了繁榮我們的文藝創作，作者不僅應該到群衆的生活這唯一的源泉中去選取素材，而且也完全可以從老一輩那裏學習、繼承和借鑒有益的財富。在這裏，我不想探討小說與大字報、劇本是什麼關系，因爲作者自己很清楚。就算是源泉和借鑒的關系吧！那麼，我們的文藝作品不僅要源于生活，而且應該對生活進行高度的概括和集中，高于生活，才具有典型意義。《上海屋檐下》正是對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人民的苦難生活和革命青年的遭遇，進行了藝術的加工，因此它是典型的、真實可信的。然而，《我應該怎麼辦？》卻以同樣的題材和情節，塑造了一出七十年代的悲劇，卻未免失去了典型意義和真實
。
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社會是存在
暗面的，因爲階級鬥爭還存在，真善美與假惡醜每時每刻都在鬥爭。特別是在“四人幫”橫行霸道的歲月，在我們
的民主生活被破壞，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剝奪的時候，冤獄遍于中，悲劇怵目驚心。無疑，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今天，無産階級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深刻地揭示這些暗面，反映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逸出常軌的這個曆史時期發生的悲劇。它可以使人民正視這些血和淚的教訓，使這些悲劇不再重演。
過去的一年多，已經有不少的作者在這方面做了大膽的、成功的嘗試。這些作品告訴我們，“四人幫”所造成的災難，決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普遍的社會問題，那個時期形成的乃是時代的悲劇、階級的悲劇、社會的悲劇（盡管它們是以個人的不幸來表現的）。廣大作者所選取的題材，正是建立在千百萬人民共同經曆的事實基礎上的。所以，在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後，才更能喚起群衆的共鳴。比如《班主任》中的謝惠敏，這一“四人幫”愚民政策、極左路線的典型受害者，在我們的青年中何止千萬？《神聖的使命》敘述了公安戰士王公伯爲了昭雪白舜的冤案，被“四人幫”的爪牙殘酷地致于死地的悲劇，他的犧牲是必然的，正如一篇評論文章所說：“他的悲劇是白舜悲劇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在當時的特定情境下，不是王公伯，換一個別的人去爲白舜冤案的平反奔走，也難子逃出徐潤成等人的魔掌。”（引語見《文藝報》1979.2期第30頁）這些作品的成功，正在于此。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又是怎樣的呢？它所借以建立的事實基礎，只是一些偶然的、個別的現象。當然，象李麗文、劉亦民這樣的無辜青年被捕入獄，這並不是個別的。然而，應該承認，構成小說主的並不是冤獄。造成子君最終不幸的也並不是
人蒙冤，而是這兩個丈夫最後同時來到她的身邊，並且兩個人又都是與她恩重情深、血肉相連、難割難舍。她所痛苦的，己不是由于麗文入獄，而是出獄後她今後的生活怎樣安排。全文七節，百分之七、八十的文字並不是用來揭露“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而主要是放在渲染子君與前後兩個丈夫的感情發展上，很顯然，離開這些渲染做基礎，那麼子君未來的生活道路也並不那麼難以選擇了。
爲了構成這樣特殊的矛盾沖突，作者確實挖空心思設計了（也許是從生活中選擇的）許多純屬偶然的情節。這些情節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文藝作品爲了故事的銜接、過渡的需要。試想一下：如果子君與麗文不是分居兩地、鞭長莫及；子君家裏不是只有老
女的姑
；被拖到鐵軌上的麗文沒有碰巧被工人發現；從江
中救出子君的不是老同學；街坊組長既不面容和善更不是亦民的姨；亦民不是有一段辛酸戀愛史的單身漢，並且沒有獨用的房子……夠了。顯然，這根特製的鏈條哪怕有一個環節斷裂，小說的結局就完全改變了，薛子君同志也就不會在粉碎“四人幫”後，大多數人都在笑逐顔開慶勝利的時候，獨自發出絕望的呼喚了。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作者的創作宗旨應該是揭露“四人幫”的罪行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經曆過這難忘十年的人們，深深懂得：“四人幫”給我們的家、人民留下的有形和無形的創傷，是不可能在“四人幫”垮臺後的一個早晨醫治好的。因爲它已經滲入到我們的政治、經濟以及人們的道德觀念之中去了。文藝工作者有責任大膽揭示它，喚起人們去醫治它。並且，我們堅信，經過全、全人民的努力，是會迅速醫治好的。但是，小說所展示的如果也算創傷，那實在是特殊的例外了。可以斷言，即使最有經驗的思想家，最高明的法律博士，也無法回答子君該怎麼辦。她問天算是問對了。她也許要痛苦一輩子了，而人民卻要在醫好創傷後，滿懷豪情地創造幸福的未來。
《我應該怎麼辦？》同樣缺乏真實。這裏我不是說細節的真實，（不能排除那些偶然的、特殊的現象在生活中有發生的可能）而是指杜會的真實、曆史的真實。文藝的任務，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正確地反映社會現實，也就是對生活素材進行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提煉和集中，用藝術典型化的方法，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和曆史發展的基本趨向。
那麼，我們怎樣認識“四害”猖獗時的社會真實呢？我認爲，我們既要看到“四人幫”一夥亂、亂軍亂、大搞法西斯專政，殘酷迫害革命的幹部和群衆，瘋狂破壞民經濟所造成的極其嚴重的惡果；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員、幹部和人民沒有沈默，而是表現出很高的路線覺悟，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極爲憤慨，采取各種形式進行抵製和反對，以無所畏懼的革命精神頂住了他們的壓力。表現了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偉大力量。
是的，縱然“四害”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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