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找樂上一小節]不是自己歡勢的地方!可他又有幾分傷心,莫不是因爲自己到那兒站著了,你們就該翻白眼珠兒,在話音兒裏摻粉子味兒嗎?人哪,得將心比心,替人設身地。他喜歡劇院。他爲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劇院的人,就覺得挺提氣。站得不是地方,你們就不能明說嗎?別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應該知道我的呀!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著機會把心窩子掏給別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麼樣?
他四十歲出頭時才娶了個“二鍋頭”,沒兩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産後風,死了。老婆死了幾年沒續上,說老實的,誰能不動點兒凡人之念呢?更何況每天看著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員。有一天他從樓下走過,聽見二樓上聲嘩嘩,女人的笑聲話聲傳來,他想起這是女浴室,女演員們剛下戲,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麼了,走不動了,放慢了腳步,仰起臉兒,看著那扇打開的窗戶,好象巴望著從那上面看出點兒什麼來。其實,什麼也看不見。可這成毛病啦,每回路過那樓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腳步,仰脖兒看兩眼。沒想到不知被誰反映上去了。大概因爲他最服江先生,所以,還是江先生找他談的話。說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見什麼。他要是一口咬定沒看,這事便過去了。可他說:“我錯啦。我是想看來著。可看不見。”他覺得這有什麼,誰能沒有點兒邪念?咱不再存這心思就是啦。唉,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結果呢,整個屎盆子給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給人當笑料兒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員們本來“李大叔”、“李師傅”的,叫得甜著啦,脆著哪,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夥子們那話就更損了:“老李頭,玻璃店裏賣鏡子啦!”……他們還都是識文斷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貴之人呢,他們要是真象人家柳下惠,坐懷不亂,倒也罷了。可他們有的人一邊取笑他李忠祥,一邊又搞“破鞋”,這不裝孫子嗎?
李忠祥蔫兒了,再也不象以前,今兒“蕭長華”,明兒“楊寶森”了,從這以後,有人給他介紹過幾個後老伴,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話的事兒,“成”或者“不成”。可現在,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非把那事兒告訴人家不可,純粹是爲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幾個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個娘們兒回家,天天當著你的面,假門假事的裝孫子,誰受得了!
“文化革命”臨開始那年,他和劇場賣票的魯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歲了。魯桂英五十歲,是個寡婦。別的心思沒有,老了老了,找個伴兒,有個說話的人兒,也互相有個照應。兩個人平常關系不錯,可真把這事兒攤開的時候,李忠祥立刻說:“我得明告訴你,我在劇院裏名聲不好。有一檔子事……”“別說啦別說啦,”魯桂英打斷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啦,我知道。再說呢,都從那個歲數過來的,誰還能沒點兒上不得臺盤兒的心思!”在這之前,因爲魯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還有點猶豫,可聽了這一句話,心裏一熱,齊了!這麼多年,沒人跟他說過這麼一句話,好象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小人!其實,躺被窩兒裏摸著自己的心窩子想想,真的就沒有一點兒上不得臺盤兒的心思?……咳,還生這份氣幹什麼?這不有一個魯桂英嗎?真能找著這麼一個能說上話的人當老伴兒,也就不錯啦。可是,他和魯桂英的事到底還是沒成。魯桂英的婆家挑著孫子孫女跟他們的
鬧,自然少不了關于他的很難聽的話。桂英怕傷他,只是說,孩子們都長大了,也快熬出來了,就算啦。其實他已經從別
聽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化革命”結束那年,已經六十五了,他該退休了。可臨到眼前,他又有點兒舍不得了,特別是舍不得那出寫杠夫的戲。那是劇院的保留劇目。一聽人提起這出戲,他就心動。雖然他再也不會鮮華服,湊到江先生身邊,在劇院門口迎賓了,也決不會提一句民
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館找他聊天的事。劇院傷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爲後來他又忍不住幹了一次蠢事,又傷了一次心的話,他還想在劇院多待幾年,多看幾遍那出戲哪。
“文化革命”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時候江先生挨整,報紙上點名,廣播裏批判,看來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過康樂酒家(那會兒改名兒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見江先生一人在裏面門頭悶腦地喝酒,桌上擺了好幾樣菜。他心說不好,跑回劇院,偷偷寫了個字條,大意是說:我們愛您的戲,您想開點兒。掃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會寫了。名字他可沒敢落上,只好寫“革命群衆”。寫完了,回到飯館門口,托一個進門的人捎進去了。“文化革命”後,江先生又上臺了,在重排《杠夫》的動員大會上說,因爲一個觀衆的那麼一張條子,使他決定活下來了,他說得老淚直流。散會以後,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當然,他是不會說出那字條的根梢的。又過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從箱底裏找出那身中山裝,穿著上劇院了。他早就學會了該往哪兒站啦。他還可能和江院長站一塊兒歡勢去嗎?可江先生啊,他見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說:“李大爺,後臺那兒缺人。您到後臺去照應照應好不?”……
唉,他要退休了。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現在,他家的牆上,還端端正正地挂著那張紅底燙金的“光榮退休”證書。他還記得劇院爲他召開的“歡送大會”,還記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輛“上海”臥車,把他送回了辘轳把胡同十號。江先生和劇院的其他領導到他的小屋裏坐下的時候,他覺得溫漉漉的淚順著臉上的褶子溝流下來了,流到了嘴角上,鹹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趕緊給擦了。他開始後悔了。人哪,怎麼經不起一點兒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車,擡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現在,他覺得自己是太金貴了,好日子催的!飽暖生閑事!江先生忙啊,能什麼都照應得那麼周到嗎?能整天琢磨著怎麼對你的心思嗎?再說了,你站在不該你歡勢的地方瞎歡勢,就對嗎?你存著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對嗎?
這些,都是舊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們,李忠祥覺著自己這輩子算是快到頭了。待著吧,吃點兒好的,喝點兒好的,這就算個樂子啦,還有什麼?他可沒想到,豌豆街那兒竟然有一夥子老哥們兒在那兒吹拉彈唱,在那兒神吹海聊!
都是扛大個兒的,蹬三輪兒的,賣煎蛋的出身,沒什麼上得了席面兒的人物,可都講實理兒,不裝孫子。他到了這兒,沒三天,又“活”啦!在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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