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江這個人很怪，雖然寫了很多充滿人情味兒的小說，在待人接物方面卻缺少起碼的人情味兒。最近，我采訪過他兩次，想寫關于他的專訪，都被拒絕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無軌電車上，臨下車時我看見了他。喊他，他連理也沒理，沈著臉，抓著扶手，冷冷地站在那裏。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樣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沈、平易，絕非淺薄的人所爲。究竟因爲什麼呢？
說來也巧，這次采訪文學叢刊《碧雲》主辦的“優秀小說授獎大會”，竟和他安排在一個房間住。他的短篇《纖夫》以深遠的題旨，粗犷淳樸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峽的筆勢而獲獎。可是他遲遲不到，直到授獎儀式開過了，他也沒來。是因爲所在的s大學學習確實緊張，還是因爲害怕刺眼的鎂光和接踵的采訪？
晚上，他來了。瘦瘦的中等個兒，長方臉棱角分明，劍眉，眼窩微陷，鼻梁顯得高且直，嘴
繃成平直的一線，下颌微微上揚。和我前幾天見他時一樣：他滿臉倦容，不時眨著幹澀的眼睛。他朝我點點頭一笑，這時仿佛也沒有離開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發上。
“你怎麼才來？給編輯部趕稿子去了？”
“沒有。”
“我看你很累的樣子。”
“是嗎？”他不否認，卻也無心接過我的話題。
我們沈默了。
我很難忍受這種難堪的局面。我說：“授獎儀式你沒露面，真讓大家掃興。連馬征遠同志都來了，作了指示，還說想認識你。”
“哦。”他的眉頭皺了一下，旋即說，“我來電話請假了。學校有事
不開身，”
我說：“征遠同志臨走囑咐我，看見你時，領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談談。他說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燈以後，躺到
上，他忽然問我：“你能不能找個借口，幫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還不想去見他。”
“爲什麼？”
又是沈默。
這真有點過分了。馬征遠同志是文藝界的領導，七十高齡了。而他，不過是個毛頭小夥兒。他還是這麼不近人情。
我說：“我們初交。我對你的脾氣還不太了解。可是，我覺得，從禮貌上來講，總不能……”
“嘶啦——”他劃著了火柴，點上煙，默默抽了起來。過了很久，說：“是啊，本來，我是想見他的。我也猜到他會來。可是……”
“怎麼，你們……”話語中，我猜出他和征遠同志之間似乎有什麼微妙的關系。
“看來，我只好告訴你了。因爲還得求你幫我擋擋駕。不過，你能爲我保守一段時間的秘密嗎？”他的話音裏帶著苦笑，“你是絕對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兒子。”
“什麼……馬征遠同志不知道？他還不知道？！”
“幹嘛這麼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筆名。他只知道他的兒子馬明在四川，在長江航道上當
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學，還寫了小說。秦江就是我。”
“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很簡單。我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抽了一口煙，看了我一眼，緩緩把煙噓出來，“你現在一定想象不出當年的我是個什麼樣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們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嗎？”
“老莫？”噢，想起來了。莫斯科餐廳，現在叫北京展覽館餐廳。“老莫”，是高幹子女們通用的稱呼。
“那時‘老莫’剛剛重新開張，用的是銀餐具。我們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爲了賣錢。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標志，和軍功章一樣值得炫耀……我們還常去‘康樂’——過去在王府井，現在搬了——那裏開菜單的一位姑娘特別漂亮。我們在那兒喝呀、鬧呀、昏天黑地。我曾經拿一張拾元的票子叫她給我再上一瓶汽。她找給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幣。我醉醺醺地把它們全掃到地下，叮叮當當四
亂滾。這還在我的朋友間傳爲美談，據說是‘拔了份了’……酒足飯飽了，躲到一個人的家去，聊大天——那會兒還不敢跳舞，也沒錄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罵‘紅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實，對我來說，勢在必然。我從小在幹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學校裏長大。我知道肩章領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階，也熟知紅旗、吉姆、奔馳、吉斯一直到伏爾加、巴別達。可我對人生道路上所應有的准備卻一點兒也沒有。生活的
來了。一會兒我是‘子承父業，理所當然’的‘好漢’、‘小將’，一會兒我是‘黑幫崽子’。我隨著爸爸的浮沈，得意，沮喪，酩酊大醉，咒天罵地，卻從來也沒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該去幹點什麼。爸爸也越來越羅蘇了。可能是沒官當了，找不著人訓了？他罵我是‘寄生蟹’。早晨擰開我的房門：‘喂，老奧，起來吧！’——後來我才明白，他這是罵我，說我是奧勃洛摩夫！我反過來也諷刺他：‘老布！’——這是‘老布爾什維克’的簡稱。我說：‘老布，你起得早！讀你那磚頭厚的“馬經”去吧，管蛋用！’把他氣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來。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這樣，氣得把你這個不肖之子轟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頃，他一邊沈思著，一邊緩緩地說：“你以爲我對這樣的生活很滿意嗎？每天晚上，躺在上，覺得腦子裏是一片空白。碌碌無爲，耗盡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樣纏著我。可是，我很快又睡著了。當太陽又曬屁
的時候，我又騎上‘鳳頭’車，到那些紅男綠女們中間，又是狂飲、尋歡，用五顔六
的液
充塞空虛的肺腑。天知道我怎麼一跺腳就離開了北京。也許是因爲我家的‘老布’沒完沒了的唠叨。也許是因爲這麼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來，帶幾位朋友到勝利餐廳要了七十塊錢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
隊時，
已經讓人整死了，爸爸還在秦城蹲大獄，我只好到勝利餐廳的廚房，籌備第二天上火車的幹糧，我在這裏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這次是舊地重遊，抖抖威風。當我們喝得酒酣耳熱、杯盤狼藉的時候，我看見了那位老服務員，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當年，在聽了我這個‘小偷’的申訴之後，是她站出來主張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舉起酒杯迎過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們’過來‘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開了我，說根本不認識我們，又狠狠瞪了我一眼，頭也沒回就走了。她那厭惡的目光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當年隊的時候，我也曾站在老農民們中間，用這種眼光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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