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際，她的女兒戴醒帶領全家回
來爲她母
掃墓。戴醒說，她很想爲她母出版一套較完備的文集，以資永久的紀念，但她遠在美，無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雲和我來編輯文集並聯系出版事宜。我們與厚英是幾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慘死景象永遠無法在我們的腦子裏抹去，爲她做點紀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夠更好地流傳，是義不容辭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鄉的安徽文藝出版社的支持，我們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經出版過不少書：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自傳，其中有些在文壇上還引起過強烈的反響。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陸上沒有發行過，如《往事難忘》、《風
輪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隨筆集》；有些則尚未結集出版，如許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說；還有自傳下冊《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則是從她的電腦裏調出來的未完成稿，現在都收在這套8卷本文集中。對于大陸上廣大的讀者來說，這裏有將近一半的內容還是新鮮的。
由于篇幅的限製，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刪落；她的評論文章大都寫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話說，那些都是腦袋還沒有長在自己脖子上，而作爲別人的寫作工具時所寫的東西，觀點當然是“左”的，這是當時的社會思
所致。這些文章，對研究者來說，自然具有曆史資料的意義，但對于一般讀者，則已無閱讀價值，所以本文集沒有收入。以後如有人編輯出版《戴厚英研究資料》，倒是應該收入她的理論文章的，因爲這些文章畢竟反映了她青年時代的思想軌迹。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穎上縣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所以她一生下來，就面臨著民族的深重災難。她是在母的懷抱中、在獨輪車上“跑反”長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個破落戶子弟。因爲祖上做過武官，門前立過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遠背著一個“光榮門第”的包袱，治家亦頗專製。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戴家的光榮是一去不複返的了，他只能靠經營土布爲生。到了厚英父這一輩，就成爲正式的生意人。但經營的也不是什麼大生意，而是鄉鎮上的小雜貨鋪。
在當時的中，特別是在農村，這樣的家境也就算是相當不錯的了。所以作爲一個女孩子，厚英還能夠上學讀書，而且從不缺少學習用品。當然，這與厚英從小聰明也有關系，她的大
就沒有這樣的福氣。
厚英在上學之前就由祖父教識了許多字，所以一入學，學習成績就比較突出。而且，她還有一個特點：思維敏捷，口才出衆。他父常把她帶到人前去顯耀，讓她與大人辯論，每每獲勝。她在小學六年級時，獲得全校演講比賽第一名，背著獲獎的藍布書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學時代是在解放初期度過的，那時，政府常常要學生配合政治任務展開宣傳活動，並以此來衡量他們的政治積極
。不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運動要配合宣傳，而且反投機倒把、實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組織宣傳隊。這些工作，厚英當然是很積極地投入，她成爲一個革命宣傳員，秧歌隊、腰鼓隊、演劇隊，都少不了她。她那時演過很多戲：《白毛女》、《赤葉河》、《血淚仇》、《劉胡蘭》……，演得有聲有
。這些活動雖然耽誤了不少讀書時間，但也進一步培養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時代形成的格特點和才于，對她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她的敏捷思維能力和出衆的才華，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學成就，而過于要強的個和不肯讓人的鋒利言辭，又使她難以
理好人際關系。
格即命運。厚英一生坎坷的命運，既取決于時代的風濤，也導源于她自己的格。這就是她爲什麼把自己的自傳取名爲《格·命運·我的故事》的緣故。
1956年，厚英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在這裏，她經曆了階級鬥爭風雨的試煉。
厚英是做著作家夢走進大學中文系的，她入學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後文化界學術空氣最祥和的時候。中共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在他的主題報告中強調了知識分子的進步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接著，毛澤東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學術方針，鼓勵文人學者進行鳴放。知識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氣息，他們卸下了思想改造運動以來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變得活躍起來。
在這樣的環境中，厚英覺得自己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她和許多同學一樣，認真地響應
的號召，努力向科學進軍。聽課之余，她天天到圖書館搶位置，面對著那麼多從來沒有見過的古今中外書籍，更加感到知識的饑渴。她狼吞虎咽地閱讀，那一年的確讀了不少書。而且閱讀興趣也轉變了。從解放初期的愛讀解放區作品和蘇聯文藝，變爲沈迷在18-19世紀西歐和俄羅斯的藝術世界中。在這裏，她不但領略歐洲風情，而且還接受了他們的民主思想。這種民主思想與她原有的倔犟格相結合，就加強了她的自我主
意識。
然而，好景不常，風雲多變。鳴放不久，事情就起了變化，“反右”鬥爭開始了。一些民主派的頭面人物和知識界人士，經過多次動員才下定決心參加鳴放，因爲他們被號召要積極幫助共産整風。卻不料這是一個“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間，他們的鳴放就被指責爲反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報紙上用大字標題、大塊文章來進行揭露、批判，學校、機關則不斷地召開辯論會。批判會，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對于報紙上揭露的那些全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當然是相信報上所說的。但對于身邊所發生的事，她卻産生了疑惑。許傑是她們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進步作家，當時還擔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發蒼蒼，老成持重，平時深受同學們的愛戴，現在卻被指責爲編造謊言攻擊校委。開始還有爲他辯護的大字報，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擔保，他所說的都是事實，而委在公布他的發言時，歪曲了原意；但委書記卻站出來說，他以擔保，委絕對沒有歪曲許傑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溫了。一邊是系主任，一邊是委書記，一邊以人格擔保，一邊以擔保，兩者之間，到底應該相信誰呢？厚英困惑了，許多同學都困惑了。她和兩位同學一起寫出大字報，要求委書記和許傑教授在大草坪上進行公開辯論，以明是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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