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一小節]種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閱讀歐洲文藝作品所受的影響，真可謂“中毒”不淺也，其實它並不適合我們的東方
情。我們所奉行的，是《紅樓夢》中的哲學：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辯論雲雲，只不過是裝裝樣子，實際上並沒有平等發言的權利，因爲民主只不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爲了要達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許對手有擺出事實進行申辯的余地。既然
委書記出來說話了，許傑的“右派”命運也就無可逃遁。于是厚英這張要求委書記和許傑面對面辯論的大字報，就把自己
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好在她們的領導沒有將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這叫做“爭取中間派”吧。被爭取的戴厚英，趕快向左轉，積極投入鬥爭。以她言詞的鋒利，批判起“右派言論”來，當然就顯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鋼炮”的稱號。這一方面是爲了“將功補過”，所以要表現得格外積極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歡出人頭地的
格使然。
但正當她在學校裏端正立場，積極地投入“反右鬥爭”，並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時，她的後院卻出了問題。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實巴交的父
也被動員得參加鳴放了，因爲對統購統銷政策提了一點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則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竊，被誣爲“監守自盜”，申辯不清，被迫自殺了，——後來雖然抓住了盜賊，但人死不能複生，給家屬留下了無可擺
的悲哀。這兩件事，對厚英的打擊當然很大。現在擺在她面前的是兩條路：要末從此消沈，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態來表現自己。消沈不適合戴厚英的格，而且當時愈來愈左的形勢也不允許她消沈，因爲一消沈就會沈入深淵。形勢逼得她只有向左，緊跟。何況，在當時不斷地反右派、反右傾和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們都以爲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這樣不停頓地向左轉的形勢下，厚英度過了她的大學生活。
然而，就在厚英即將從大學畢業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影響她此後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召開了以“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批判資産階級文藝思想”爲主題的會員大會。這個會，開了很長時間，到4月13日才宣布閉幕，稱之爲49天會議。
據當時的傳媒報道說，這個會議是爲“貫徹上海市委文教會議的精神”而召開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現。這就是說，這次49天會議是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策劃的，是1957年那場運動的繼續。
如果說，那時把1957年的“反右運動”看作是一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政治思想鬥爭，那麼，1960年的批判運動，就是有意把這場鬥爭引向學術文藝思想領域。會議初期，也是以討論的方法來“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時候，就大張旗鼓地進行批判。大概是因爲有57年的經驗教訓之故，從一開始，作家們的發言就很謹慎，但還是確定了批判的重點對象，所根據的主要不是他們的發言，而是他們原有的論著。而且，批判對象的選擇，也采取平均分配辦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複旦大學——蔣孔陽；華東師大——錢谷融；上海師院——任鈞。爲了壯大聲勢，市委宣傳部又從三所高校調了許多學生和青年教師來參加會議，這大概就是後來在文化革命中大規模使用的以“小將”來沖擊“老將”的辦法。戴厚英就是被調來參加作協大會的“小將”之一，而且因爲她能言善辯，還被選作重點發言者，安排在大會上批判她的老師錢谷融先生的人道主義觀點，——錢先生在1957年鳴放期間，發表過一篇影響很大的論文：《論“文學是人學”》，是宣揚人道主義思想的。
厚英的發言很受領導的賞識，她被作爲三名“文藝理論的新生力量”之一，寫入大會紀要，登載在中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上，立即名揚全文藝界，她的“小鋼炮”的名聲也更響了。而且在畢業之前幾個月，就借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工作，當時從複旦、師大、師院三校各借調兩名畢業班學生到作協，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個人是非員。他們畢業之後，當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邊工作了。這個研究室，後擴展爲文學研究所，所長是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郭紹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實際上是兩位副所長葉以群、孔羅荪領導工作。這個研究所並非真正的學術研究機構，它設置的目的，是爲了給上海市委宣傳部做文藝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閱讀當前的文藝書刊，編寫文藝動態，在此基礎上再寫一點文藝評論。用當時的流行語言來說，就是：這裏是培養戰士的，而不是培養院士的。但剛從高校出來的青年與長期在宣傳部門工作的幹部有著不同的思維模式：他們有較多的獨立意識，而缺乏唯命是從的觀念；他們始終眷念著學術強的研究論著，而相對地輕視時效強的評論文章。他們還爲此而受到批評。
這時，由于持續躍進的結果，我的社會物質生活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公開的說法是，由于自然災害造成的，而且，盡管大家都吃不飽肚子，但領導上做起報告來仍舊說是形勢大好，愈來愈好。人們耳聞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說，因爲一說出實情，便是反對“三面紅旗”（即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反社會主義。但厚英從安徽探回來，卻熬不住把那邊虛報産量餓死人的事講了出來。這當然要受到批評。支部書記找她談話，叫她不要亂講。她回到宿舍卻捂著被子大哭，說：“這是真的啊！”她實在弄不清真實情況與政治需要之間的關系。
好在在物質生活困難時期，階級鬥爭的弦稍爲松了一松。所以厚英雖然被認爲有思想問題，但並沒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藝批判的同時放松，這些文藝哨兵們也有機會坐下來從事學術研究了。厚英原來分工閱讀戲劇電影方面的報刊，現在她就准備研究莎士比亞和關漢卿，並且做了許多筆記。
但是，經濟形勢一有好轉，政治運動又開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開路。這回是先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目的是把階級鬥爭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藝界當然又是首當其沖。先是批判兩部電影：《北江南》和《早春二月》，接著批判“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彙合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形象思維論”等等，一路批判下來，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批判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揭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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