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一小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進行文藝批判，當然需要打手。于是這批文藝哨兵又被驅上了戰場。開始是將寫作任務布置到研究所，後來爲了便于指揮，幹脆調動一批人馬，組成市委直接領導的寫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寫作組”，因爲開始時辦公地點放在丁香花園，所以又叫“丁香花園寫作班”。這個寫作班子下分哲學、曆史、文學等好幾個小組，人員都是從各個單位調集來的。文學組的人員來自宣傳部、作家協會、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也曾向複旦中文系調人，複旦說他們自己要組織寫作班，不肯放人，道作罷。但曆史組的人幾乎都是來自複旦。文學組的組長是葉以群，戴厚英就是他從作協帶去的。
寫批判文章與學術研究有所不同，學術研究是根據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見解來，而寫批判文章則需根據上鋒的指示行事，執筆者只不過是一種寫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麼就批判什麼，上面定什麼調子就吹什麼曲子，無獨立
可言。那時，厚英在寫作班子裏頗寫了不少文章，有個人寫的，有合作寫的，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充當了打手的角
。
這個寫作班子後來漸漸地神秘了起來，那是在曆史組《羅思鼎》接受了爲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提供寫作材料的任務之後。但這時，厚英已經下鄉參加“四清”運動了，文學組的組長改由徐景賢擔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參加批田漢的寫作班子，那時北京還是彭真領導時期。但兩個月後，即調回上海，回到作家協會參加文化革命運動，從此就沒有再回到寫作組去。後來，寫作組在徐景賢的帶領下起來造反，成立了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成爲一種權力機構，後又組成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顯赫一時，那已與厚英無關的了。
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厚英的經曆更爲曲折。開始時，她響應領導的號召，堅決保衛上海市委，而且還走出機關，與北京南下的紅衛兵辯論。當時，采取此種態度的人很多，其實也是“反右”運動以來的思維定勢使然。後來人們發現，最高領導是支持造反的紅衛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時下的公司經理那麼多。作協文學研究所的青年人還算比較謙虛的，他們只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詩詞裏借來一個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爲組長。後來，在聯合掌權時，她也因此而忝列領導班子，爲作協上海分會革委會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卻因爲參加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而
于挨整的地位。——其實，她也只不過是聽命于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幾條標語而已。
這時，厚英真是禍不單行。她在單位裏受批判的同時，家庭裏的危機也爆發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學裏的同學，可謂青梅竹馬，後來一同到上海讀書，一個考進華東師大讀中文，一個在同濟大學讀建築，畢業之後，厚英留在上海作協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蕪湖，那時強調統一分配，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結婚之後，特別是有了小孩之後，厚英多次要求調動工作，願到蕪湖去與丈夫團聚，但是不獲批准，說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請父母代爲撫養。分隔時間一久，夫妻間感情就疏遠了，以致出現了裂痕。後來，丈夫有了外遇，提出離婚要求，厚英無論怎樣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離婚了事。這對厚英的打擊很大。後來又發生了因與聞捷談戀愛引起的風波，和聞捷的自殺，這使她的精神幾近崩潰。
聞捷是著名的詩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魯番情歌》，引得無數青年叫好，厚英對他的詩歌自然也是贊賞的。後來聞捷調到上海，厚英在作協見到過他，無非是讀者看作家，談不上認識，更無交往。她們的認識，是在文革中期，聞捷在隔離審查期間，及至聞捷妻子跳樓自殺，厚英奉命到隔離室告訴聞捷此事，由勸慰而交往，由交往而産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對聞捷命運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對他才華的欣賞；在聞捷，則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調的激發，于是他們在下到幹校之後，就熱烈地相愛起來了。
厚英在這種時候敢于去愛一個還沒有審查結論的人，是要有幾分勇氣的，而聞捷在自己還未“解放”之時，敢于不顧一切地去愛，也很不簡單。說他們是詩人氣質、
漫情懷也可，說他們想沖破重壓追求自由也可，總之，他們是不顧一切地相愛，公然在許多“五七戰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們實在愛的不是時候。五七幹校原非談情說愛的場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這裏相愛，遭到非難是必然的，何況又是這樣兩個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則風言風語，終于弄到張春橋發話，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而且工宣隊出面于預，強行拆散這對戀人，並對聞捷進行批判。聞捷接受不了這個現實，憤而自殺了。這對厚英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她昏昏沈沈在
上躺了7天7夜，才度過了危機。
然而這一打擊，卻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對世道人心有了比較透徹的了解。這倒有助于她日後的文藝創作。
到了文革後期，“四人幫”爲了在上海擴大文藝陣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識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藝理論教材編寫組，後至《摘譯》編輯部，接著又被調到電影組，某作家執筆的《蒼山志》，她就參與過討論和審定。然而這樣一來，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她又進了學習班，被要求“說清楚”。在這種場合，粉飾自己者有之、推委責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發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這樣做，只想實事求是地把事情說清楚。然而不知何據，主持者硬要指派厚英爲“四人幫”上海寫作班的骨幹分子，厚英說她根本就沒有進過這個寫作班，于是出現了頂牛狀態，長期僵持著，最後只好“不做結論”，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接著，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協文學研究所早已于無形中解散，當年的夥伴們都已到別的單位工作，她當然也必須離開作協。開始，她聯系了上海戲劇學院，上戲也表示願意接納，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這時，複旦中文系對她表示歡迎，她就進了複旦大學。只是那時她還住在作協，離複旦很遠，當複旦在虹口開辦分校時，她就轉入了複旦分校。後來，複旦分校與別的學校合並爲上海大學，她就成爲上海大學文學院的教師。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閑中，厚英開始了文學創作。
說起來也多少帶點偶然因素。厚英本來是准備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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