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性而上的迷失上一小節]錢或權勢毒害的一種特例，這種經濟或政治活動可以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主導”也當然不是全部。女子的
慾也能強旺(多在青年以後)，不過那種慾往往是對情戀的確證和慶祝，是情戀的一種物化儀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戀(多在中年以前)，不過那種情戀往往是慾的鋪墊和余韻，是慾的某種精神留影。豐繁複雜的文化積存，當然會改寫很多人的本
，造成很多異變。一部兩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長長曆史中，男女都很可能會演變爲對方的作品。兩的沖突有時發生在兩之間，有時也可以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男文化一直力圖把女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無才便是德，但三圍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馬虎，要秀可餐妩媚動人甚至有些婬蕩——衆多電影、小說、廣告、婦女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于是很多女子本不願意妖媚的，是爲了男人才學習妖媚的，搔首弄肢賣弄風情，不免顯得有些裝模作樣。女文化則一直力圖把男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懷不亂真君子，男兒有淚不輕彈，德才兼備建功立業而且不棄糟糠——衆多電影、小說、廣告、男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于是很多男子本不願意當英雄的，是爲了女人才爭做英雄的，他們作深沈態作悲壯態作豪爽態的時候，不免也有些顯得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證明了這種形象的後天和人爲。只是習慣可成自然，經驗可變本能，時間長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來製約強者的工具。女相對于男的
弱狀態，決定了道德的女別。在以前，承擔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點女化的文弱，藝術和美都有女神的別名。曹雪芹寫《紅樓夢》，認爲女人是
，男人是汙濁的泥。川端康成堅決認爲只有三種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後兩者意指男人只有在無狀態下才可能美好。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東方男權社會的文化反省，勿甯說他們現了當時弱者的道德戰略，在文學中獲得了戰果。
工業和民主提供了女在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連在軍事這種女從來最難涉足的禁區，女也開始讓人刮目相看——海灣戰爭後一次次模擬電子對抗戰中，心尋手巧的女隊也多次戰勝男隊。這正是女進一步要求自尊的資本，進一步爭取愛自主愛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們的呼聲一開始就被男借用和改造，最後幾乎完全湮滅。舊道德的解除，似乎僅僅只是讓女更加慾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爲迎合男而費盡心機。假
假臀是爲了給男人看的；耍小子或故意痛恨算術公式以及認錯外交部長，是爲了成爲男人“可愛的小東西”和“小傻瓜”；商業廣告教導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讓你具有貴妃風采”，“搖動男人心旌的魔”，“有它在手所向敵”，如此等等。女要按流行歌詞的指導學會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棄後也無悔無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騙我，也讓我享受這短暫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這樣爲女人編出來的。
相反，英雄主義正在這個時代褪，忠誠和真理成了過時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長地久只不過是電視劇裏假惺惺的演出，與臥室裏的結局根本不一樣。女人除了詛咒幾句“男子漢死絕了”之外，對此毫無辦法。有些女權主義者不得不憤憤地指責，工業只是使這個社會更加男權中心了，金錢和權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裏，男話語君臨一切，女心理仍然
于匿名狀態，很難進入傳媒。就像這個社會窮人是多數，但人們能聽到多少窮人的聲音？
對這些現象作出價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謂解放非但沒有緩釋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使危機更加深重，或者說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機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尋找英雄，即便唾棄“良家婦女”的身分，也未嘗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紅粉知己”，但越來越多的物質化男人，充當英雄已力不從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負心”、“禽獸”之類的指責。男人在尋找媚女，但越來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來的精神化女人，不願接受簡單的泄慾，高學曆女子更易有視媚爲俗的心理逆反，也難免令人煩惱，總是受到“冷感”、“寡慾”之類的埋怨。影視劇裏越來越多愛呵戀呵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兩反倒越來越難以協調，越來越難以滿足異的期待。
女的情戀解放在電視劇裏，男的慾解放在
上。兩種解放的目標錯位，交往幾天或幾周之後，就發現我們全都互相撲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表達了一種情慾分離觀。男主人公與數不勝數的女人及時行樂，但並不妨礙他對女主人公有著忠實的(只是需要對忠實重新定義)愛情。對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愛好，對于後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們能夠接受這一點，當然就好了。問題是昆德拉筆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對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對于多數女來說，恰恰不是要求情與慾分離，而是要求情與慾的更加統一。她們的反叛，常常是要沖決沒有愛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錢和權勢的合法強
，像d.h.勞倫斯筆下的女主人公。她們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別徹底，不像男子還可以維持肉的敷衍。她們把解放視爲慾對情的追蹤，要把做成抒情詩；而與此同時的衆多男人，則把解放視爲慾對情的逃離，想把做成品種繁多的快食品，像速容咖啡或方便面一樣立等可取。解放運動一開始就這樣充滿著相互誤會。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詩或者詩意的快食麼？像有些作家一樣，他也只能對此沈默不語或含糊其辭，有時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災禍之類的驚險情節，使沖突看似有個過得去的結局，讓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場。有些勁頭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實，就惶恐不安地發出“我想有個家”之類的悲音，含淚回望他們一度深惡痛絕的舊式婚姻，只要有個避風港可去，不管是否虛僞，是否壓抑，是否麻木呆滯也顧不得了。從放縱無忌出發，以苟且湊合告終。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紀末踽踽獨行，越來越多抱怨，越來越習慣在電視機前拉長著臉，昏昏度日。這些孤獨的人群，不交際時感到孤獨，交際時感到更孤獨，愛對生活的鎮痛效應越來越低。是自己的病越來越重呢？還是葯質越來越差呢？他們不知道。他們下班後回到獨居的狹小公寓裏，常常感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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