婬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覺得那是一種凝視。
我多想像一個山東漢子,當面叫母一聲“娘”。
“娘,你作啥不吃飯?”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榮城地區一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說話的麼?我常遺憾它之對于我只不過是“籍貫”,如同一個人的影子當然是應該有而沒有其實也沒什麼。我無法感知父
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爲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爲是遇到了家鄉人。我大概是曆史上最年輕的“闖關東”者的後代——當年在一批批被災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12歲的孓孓一身
衫褴褛的少年,後來他成了我的父
。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
父每每嚴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同樣感到一點兒自豪,因爲據我所知那裏並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過一位什麼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一次。因爲它靠海。
可母的老家又在哪裏呢?靠近什麼呢?
母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話。
她的母是吉林人麼?我不敢斷定。仿佛是的。母
是出生在一個叫“孟家崗”的地方麼?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
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吧?父
和母
當年共同生活過的一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常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講她的往事--兄弟
衆多,七個,或者八個。一年農村鬧天花,只活下了三個--母
、大舅和老舅。
“都以爲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身邊,就問:‘,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麼?’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
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過氣去……”
母講時,眼淚撲籁籁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
襟上,也不拭,也不擡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
們的破
服。
“第二年又鬧胡子,你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胡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抽……你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塊堆摟在懷裏,用手緊捂住我們嘴,躲在一口幹井裏,聽你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幹井去說騾子在哪兒,胡子見了女人沒有放過的。後來胡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你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更是在自言自語,更是一種回憶的特殊方式。
這些烙在我頭腦裏的記憶碎片,就是我對母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崗”那個不明確的地方。
母她在沒有成爲我的母
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後來她的命運與父拴在一起仍是和貧困拴在一起。
後來她成了我的母又將我和我的兄弟
拴在了貧困上。
我們扯著母褪
的
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
最大的責任……
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爲我曾是分擔著貧困對母
的壓迫。並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我尊敬母
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這一個婬雨不潇潇的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
隔窗有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圍困”在城市裏的“孤島”上--四周全是兩米深的地基壑壕、拆遷廢墟和建築備料。幾乎一條街的住戶都搬走了,唯獨我家還無可搬。因爲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産--房東慾握機向建築部門勒索一大筆錢,而建築部門認爲那是無理取鬧。結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說《黑鈕扣》中寫的那樣,我們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魯賓遜”。
小姨回到農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萬人口的城市,除了我們的母,我們再無
人。而母
的
人即是她的幾個小兒女。母
爲了微薄的工資在鐵路工廠做臨時工,出賣一個底層女人的廉價的
力。翻砂--那是男人幹的很累很危險的重活。臨時工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全憑自己在勞動中格外當心。稍有不慎,使會被鐵
燙傷或被鑄件砸傷壓傷。母
幾乎沒有哪一天不帶著輕傷回家的,母
的
服被迸濺的鐵
燒了片片的洞。
母上班的地方離家很遠,沒有就近的公共汽車可乘,即便有,母
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錢一毛錢乘車。母
每天回到家裏的時間,總在七點半左右,吃過晚飯,往往九點來鍾,我們上
睡,母
則坐在
角,將僅僅20支光的燈泡吊在頭頂,湊著昏暗的燈光爲我們補綴
褲。當年城市裏強行節電,居民不允許用超過40支光的燈泡。而對于我們家來說,節電卻是自願的,因那同時也意味著節省電費。代價亦是慘重的。母
的雙眼就是在那些年裏熬壞的。至今視力很差。有時我醒夜,仍見燈亮著。仍見母
在一針一針,一線一線地縫補,仿佛就是一臺自動
作而又不發聲響的縫紉機。或見燈雖著著,而母
肩靠著牆,頭垂于
,補物在手,就那麼睡了。有多少夜,母
就是那麼睡了一夜。清晨,在我們橫七豎八陳列一
酣然夢中的時候,母
已不吃早飯,帶上半飯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餅子,悄沒聲息地離開家,迎著風或者冒著雨,像一個習慣了獨來獨往的孤單旅者似的“翻山越嶺”,跋出連條小路都沒給留的“圍困”地帶去上班。還有不少日子,母
加班,則我們一連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見不著母
的面兒。只知母
昨夜是回來了,今晨是剛走了。要不燈怎麼挪地方了呢?要不鍋內的高粱米粥又是誰替我們煮上的呢?
才三歲多的小她想
,哭鬧著要
。她以爲
沒了,永遠再也見不到
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證晚上准能見到
,爲了履行我的諾言,我與困盹抵抗,堅持不睡。至夜,母
方歸。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
的樣子。
我告訴母小
想她。
“嗯,嗯……”母倦得閉著眼睛
服,一邊說:“我知道,知道的。別跟
說話了,
困死了……”
活沒說完,摟著小便睡了。
第二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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