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猖狂的年頭，迫害過“紅點子”教授。“四人幫”高高在上，呼風喚雨。在下邊賣力氣的，是我。
就我一個人嗎？不是。記得清楚的，也有那麼十來個。有軍人、工人、學生，有象我這號的青年幹部。這些人裏頭，有沒有“爪牙”、“打手”之類呢？要說有也不多，反正大多數是好人。這些好人，現在各在各的崗位上，爲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
，走上了新的長征大道。有的挑的擔子，也還不老輕。
因此，我寫迫害“紅點子”教授的經過時，就很躊躇。真把張三李四一個個寫上去，那多不合適。就寫一個我吧，打人是我，罵人是我，折磨人是我，種種壞事，都是我幹的得了。
可巧有的壞事，一個人三頭六臂也拿不下來，這可怎麼辦好？索
寫“又一個我”，“另外一個我”，“兩三個我”，“十幾個我”……這在語法上通還是不通呢？別去管它了，老天爺，別旁生枝節因小失大就是了。
再，時間和地點呢？
時間毫無疑問，本文頭一句話已經交代明白：“四人幫”猖狂的年頭。
那麼地點呢？還是商量商量，先不提南方北方好不好？不說是學校還是機關怎麼樣？
沒勁，照這麼婆婆
的能成個什麼氣候？
且慢。這裏寫的主角，受迫害的“紅點子”教授卻決不含糊，正南巴北的一位曆史學教授。年紀六十上下，
格粗壯，聲音寬厚，一頭馬鬃般的黑頭發，一臉的風砂，一雙細長的眼睛——那像是哪位豪放的金石家，一刀奏效，不待回刀修理的。要不是長年伏案，伏得腰背發駝，肌肉發“泡”，他的整個格面貌，可以看做開荒起家的農民。
他不但有名有姓，還是名聲在外。不過那年頭，我只管他叫“紅點子”。咱們就從這個“紅點子”的來由說起吧。
院子裏現在已經安靜了，就和一場火災以後的安靜一樣。剛才沖天的火焰，現在已經萎萎了。只有那些精裝書的硬皮，象“料子西服”那樣一下子燒不透，還抽冷子吐吐火
頭。線裝書的封套，也象長袍馬褂一樣不容易燒化，冒著濃煙，象是一肚子怨氣。只見紙灰飛揚，有的竟成團成串地飛起來，竟飛得四層樓房那麼高，竟在那裏飄飄蕩蕩。正是封、資、修的
魂，不甘願退出曆史舞臺。
剛才許多來回奔跑的聲音，已經沒有了。呼叫，喝彩，爆裂，蓬蓬著火，都一概過去了。該休息的休息了，化爲灰燼的也化定了。
我渾身燥熱，也要找個清靜地方，歇一歇身，也歇一歇靈魂。我上了四樓，走過會議室門口，門半開著，看見教授站在屋子中間。這個外貌粗野的臭老九，現在斯文得很，駝著腰背，兩手筆直下垂，一動不動，站在空空的會議室正中間。周圍有許多椅子凳子，他不坐，他站著。
這才想起，是我剛才下的命令，把他從火堆旁邊叫開，指定他站到這裏來。心想：“免了他一頓好打。”這個人可是“格
”，他在人前，竟敢“赤膊上陣”。在人背後，倒又可以“畫地爲牢”。
我走進會議室，看了看扔在桌子上的、剛才從院子裏撕下來的一張標語，這標語是用舊報紙寫的。不能不說那字有根底，又象“草”，又象“隸”，一揮而就，瘋狂地帶出許多拐彎抹角，那些彎和角，都騰騰地冒著“反動氣焰”。這標語只有四個大字：“火下留情”。
我連看都不看教授，問道：
“這反動標語是你寫的？”
“我沒有寫反動標語。”
我敲敲桌子，提高點嗓子：
“這是誰寫的？”
“這是我寫的。”
我“甩”地一回頭，這個頭部動作，在戲曲舞臺上是有名稱的。李玉和就是這樣甩出威風來的：
“什麼？”
教授不作聲。我這才看見他把眼睛死盯在地上，那細眼睛都像是合上了。他在掩蓋感情，可又掩蓋不住，他那一臉的泡肉，顫顫的。他咬著牙，也咬不住那顫抖。
我雖說已經疲倦，但過多的勝利，好像喝了過多的酒。酒精管自激動著已經幹啞了的嗓子，連嘲帶笑：
“哭吧，跳吧，唱一曲黑線挽歌吧。爲你們的壇壇罐罐，爲你們的命根子，爲你們的祖師爺放聲痛哭吧。可是我們，向全世界宣布：在熊熊的火光裏，一切封、資、修全化爲灰燼，工農兵占領了文化陣地，一個史無前例的嶄新的時代開始了。”
教授臉上的泡肉，繃成了塊塊疙瘩。
“你安身立命的三十年代，也一把火燒光了。你拚死拚活捍衛的黑線，也一去不複返了。”
“我沒有捍衛黑線！”
忽然，他敞開了嗓門，嗓子又粗，又寬，又沙沙地活像鸠山。
“那你叫囂什麼來著？”
“我說曆史上有一條紅線。”
我斷喝一聲：
“狡辯！”
教授咬住牙。
“你根本不承認黑線專了工農兵的政？”
教授點點頭。
“你說話呀，你不是宣揚不隱瞞觀點嗎？你不是吹捧獨立思考嗎？你不是標榜曆史的真實嗎？你這個赤膊上陣的英雄，怎麼狗熊了？”
教授臉灰白，沒精打采地說道：
“我沒有隱瞞觀點。從‘五四’起，一條反封建的反帝的反一切法西斯的紅線，是文化主流。”
謬論。要當著人說，我當然得說是反動觀點。可我心想：只怕謬是謬在落後吧？時代在天翻地覆，他一死兒抱住陳糠爛芝麻。正經是個榆木疙瘩腦袋，這麼鬥，那麼批，新鮮詞兒一句也灌不進去。注意！我還得站穩立場，這麼個腦袋瓜正經是個“土圍子”，作爲造反派，當然要打掃了它。作爲個人，我也很想打開這“土圍子”看看，究竟神經方面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我拉開腔調，問了個問過多次的問題：
“你那條紅線，都有誰們哪？”
“三十年代，魯迅是主將。”
“還有呢？”
他不作聲，我敲敲桌子：
“還有呢？”
他只能不作聲，這個我是有把握的。我穩吃穩拿地笑了起來：
“還有呢？”
只要他說出一個人名來，准的，不是特務就是叛徒，要不就是反動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至不濟，也得是個摘帽右派。沒有一個能跑得了的，必勝的王牌在我手心裏呢，我跺腳厲聲叫道：
“還有呢？”
別說是人名，連一本書他也提不出來。不是黑書就是黃書，全是封書、資書、修書。寫書的人自己也說，恨不能一把火燒光。這一關他是過不去的，關口上懸著千斤的閘門，電鈕在用這兒攥著呢。我正要以全面勝利宣告結束，說了一句警句：
“教授，只有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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