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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共産黨之謎

中國人物紀實作品

  在南昌起義以前,周恩來與賀龍曾有過一次重要談話,然而,賀龍決一把個人的命運同共産dang緊密聯系起來,決不是一次談話的結果。對此,彭真有過中肯的評述……

  

2.1 關于“主義”的爭論

  參加護guo、護法戰爭以來,賀龍逐漸認識到,平均地權在中guo難以實現,三民主義並非良策,爲了拯救guo家、民族,需要另尋真理。

  1920年,賀龍的部隊駐防桃源,這時,他已升任爲梯團長(後稱湘西巡防軍剿匪遊擊第二支隊司令)。炎熱的九月,他的司令部裏來了兩個留日學生。

  與賀龍早就相識的叫陳圖南,是賀龍的同鄉,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奉孫中山之命回鄉策動討袁,曾與賀龍組織過湘西反袁暴動,後去湘軍部隊供職,是賀龍參加中華革命dang的介紹人。

  另一個是方漢儒,陳圖南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湘南寶慶(今邵陽)人,與賀龍是第一次見面。

  這兩個人的到來,給賀龍的司令部帶來了一些新鮮空氣。

  賀龍向來好客,因此,他們在賀龍chu留連兩個星期。二人喜歡辯論,每天都大談“主義”,各執己見,爭執不下。

  這時的陳圖南已不大講三民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雖然也講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但又主張取消這個,反對那個,認爲將來的中guo,要廢除guo家,建立一個沒有政府的“自由”社會。

  方漢儒信仰馬克思主義,向賀龍介紹社會主義。他說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的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沒收了大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産土地,消滅了俄guo沙皇政權,打垮了帝guo主義的武裝侵略,已經是由工農當家作主的guo家了。社會主義是適合中guo的,一旦中guo的廣大工農覺醒,一定是會走俄guo列甯十月革命道路的。他還向賀龍講了“五四”愛guo民主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情況。

  這兩人截然不同的觀點,引起了賀龍的深思。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分析比較,他得出了“還是社會主義頭頭是道”的結論。他後來說過:“當時,我聽談克魯泡特金的那一套,無論在理論上、政權上、guo家軍隊問題上,都沒有什麼根據。而談社會主義時,我聽得條條有理,實實在在,有根有據,對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啓發。那時候,共産dang在我腦子裏印象就很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産dang,我就在注意找共産dang。”

  的確,方漢儒講的社會主義的道理,象磁鐵般地吸引著賀龍。他請方漢儒天天給他仔細講解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和一些進步書籍,專心聆聽之後,提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賀龍懷著極大的興趣詢問:“世界上有沒有實現共産主義,社會主義的政dang?”

  得到的回答是:有,guodang(共産guo際)。

  從此,賀龍在中guo尋找guodang,開始了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

  三人桃源會面後,方漢儒回到原籍,賀龍念及舊情,留陳圖南當了第二支隊副司令,以後又當了參謀長。

  二十年後,賀龍任陝甘甯晉綏五省聯防軍司令員在延安過五十歲生日時,回憶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別提到了陳圖南和方漢儒,認爲這兩個人“對我很有幫助”。

  建guo初期,他回憶在桃源時,陳圖南、方漢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dang作靠山才穩當,dang如同行路時的指路碑一樣,有了dang才有方向。”

  那時,他們二人所說的dang,一個是guodang,一個是“guodang”,這使賀龍在初次接受馬克思主義時,便認准了“guodang”。

  

2.2 “我的路子走對了嗎?”

  1923年11月,賀龍被任命爲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後經孫中山改任爲四川討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這年,賀龍率領部隊在四川與北洋軍閥及其四川地方勢力反複激戰三年,結果,討賊軍以失敗而告終。討賊軍內部的高級將領之間開始紛紛爭權奪利,互相吞並,他們見利忘義,不惜背叛孫中山。這些使賀龍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進一步的思考了。賀龍請來了他的朋友和參謀劉達五。劉達五是黔軍總令袁祖銘的參軍,與賀龍交情甚笃。當時,袁祖銘在一些軍閥的拉攏下,對熊克武展開激戰,劉達五深感袁祖銘走錯了路,在勸說無效之後,決定到廣東去投奔孫中山。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賀龍。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老百姓。中guo這麼大,爲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上好日子嗎?困難啊!”賀龍感歎道:“這麼大一個爛攤攤,哪個能收拾?”

  “你覺得廣東怎麼樣?”劉達五忙問。

  賀龍低頭沈默片刻,然後緩緩地說:“孫中山是個偉人,人民是擁護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槍。他依靠的還是軍閥隊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錢。這不是當商人,可以借錢做買賣。”他突然問劉達五:“你聽說過俄guo革命沒有?”

  中guo共産dang成立的頭幾年裏,賀龍遠在湘西和川、黔一帶,沒有同共産dang發生直接的接觸。但他沒有忘記桃源時方漢儒對他講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産dang的情況。

  劉達五回答:“前幾年在四川就聽說過,近兩年在雲南,消息閉塞,俄guo革命的情況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幾年聽說過,沙皇、貴族、地主、資本家統統被打倒了,由工農兵當家,搞共産。我很想知道這個‘産’怎麼‘共’法?它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有什麼不同?中guo也有共産dang了。不過,我想,不管怎麼‘共’,要有産才‘共’得成。窮人反正是不會吃虧的。”

  三天後,劉達五帶著賀龍給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盤費,踏上了去廣東的路途。

  然而,廣東的情況令人失望。劉達五到廣東,本打算重返滇軍,不久他發現滇軍中真正擁護孫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轉貴州,尋找從四川失敗後返往銅仁的賀龍。

  1924年10月初的一個晚上,細雨霏霏。在劉達五的住chu,賀龍不停地吸著煙鬥,在房子裏踱來踱去。

  “你認爲我走的路子對嗎?”

  “你常常說,你要爲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條路子不對呢?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一個天下來,你還在摸夜路啊!”

  “你說對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guo仍然是亂糟糟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我們這幾千人又能怎麼樣?我天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不久,在中guo共産dang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guodang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開了guodang第一次全guo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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