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上一小節]無多大明顯的好感。那時，我對爸爸的講話也不是很贊同，感到他講得“沒勁”，缺乏“革命”的時代感。因爲一九六六年，在我們這些學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謂的革命口號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呀！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于爸爸的講話的理解在逐漸加深。後來我才認識到他講話中所提倡的是對的。也許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提倡學習的，還是我的爸爸哩。
曆史終于證明，爸爸是對的。反證則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熱情沒有紮實的理論指導，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工具。一旦他有點覺悟，盡管這覺悟是朦胧的，他也就被政客們抛棄，被投進了監獄。我想，這也許就是我弟弟所以被迫投案的一個政治背景吧。
二、遷進與搬出中南海
一九五三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鍾鼓樓後的一個有很大的後花園的院子裏，房子的建築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傳說這個院子曾是個王府。
建
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個會接著個會。據說毛主席和周總理到蘇聯去談判，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爸爸是代總理，所以當時很忙。我自己記事很少，也很晚，對那時的事已印象不深。只記得，我們吃飯，習慣是合家在一起的。而那時爲了等爸爸回家吃飯，往往沒有個准時間。就連夏天的晚飯，也常在掌燈時分。還記得，中午開飯時間，總是先由隨爸爸去開會的警衛同志在爸爸散會或即將離開辦公室時打個電話回家，家裏就准備好飯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飯桌了。我們能和爸爸見面、聊天，就多是在這個時候。我從此也養成了一個不好的習慣，喜歡在吃飯時講話、聊天。
雖然那時家裏的後花園很大，很漂亮，但每當爸爸坐在家裏，想要勸說他到院子裏去走走看看，還是很艱難的事。往往是工作人員提醒他幾次以後，他才從他辦公室東邊走廊上的北門出來，踱到花園裏去。有時經工作人員多次提醒，他仍然扔不下手中的工作。這時，這個動員爸爸出來散散步的任務，就由
和弟弟去完成了。我偶爾也請過爸爸離開辦公室到花園裏去。
爸爸很喜歡這個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濃蔭；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棗；冬天銀裝素裹，別是一番趣味。但是，他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這次搬家大約是一九五七年，他還在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一天，爸爸在辦公室的躺椅上坐著看文件，我進去跟爸爸說起這個院子大、好玩，爸爸笑著聽我說完了，認真地卻不是嚴肅地向我解釋說：“這個地方房子好，花園也很漂亮，你到哪裏去找這麼好的地方呢？說沒有是太絕對了，起碼是很少。對不對？爲什麼還要搬呢？”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爲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燒鍋爐，要煤，要人跑這麼遠來送文件。這樣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這些都統一解決了，爲家節省了人力物力，我還不該搬嗎？該搬。這二呢？”他說著，伸開中指：“我上班太遠，要坐很長一段距離的汽車，這樣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家窮啊！”最後一句話，好像是從爸爸心底發出的呻吟。我沒有作聲，我也感覺到爸爸身心的那種沈重感。也許是爸爸看出了什麼，他欠起身，摸摸我的腦袋，笑著又說了一句：“你們到了中南海，看電影也方便了嘛！”我的意見本無足輕重，爸爸的前邊兩點解釋我當時也不很以爲然，然而吸引我搬家的理由還是有的，那真的是看電影方便了。
不久，我們家就搬入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的院子。這院子和懷仁堂之間，有個寬兩米左右的一條長胡同。我們安置好以後不太長的時間，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他們家緊接著我們家的後院。我們家後院北牆上那一排六個大窗戶，便是王稼祥叔叔家的院南牆。沿著這道南牆有一個走廊，把他們院的三面屋子聯在一起。王稼祥叔叔他們常常在那個回廊散步，言談笑語伴著腳步。他們和我們就像一家人。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他的夫人朱仲麗阿姨，往往久久不回，要開飯了，我只要打開北面窗戶，扯著嗓子叫喚就行了。有幾回，我從窗口跳過去把找回來哩。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叔叔一家就從中南海遷出去了，那個院子一時冷清了下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戚本禹突然紅得發紫，搬了進來。他是在我弟弟第一次被囚時搬來的。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至深夜。
爸爸和的臥室從搬入中南海起，就一直設在第二進院子北屋的西頭，北牆上的窗戶便是戚本禹住的院子南牆西邊的第一個窗戶。
對于“文化大革命”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于弟弟被囚的原因不詳，我爸爸、兩個老年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現在不行了。這種壓抑，對他們二老來說，在統區嘗到過；沒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九六七年他們竟又
在這樣的境地，而且是在中南海！中南海，人們神往的聖地啊！
戚本禹搬到我們家後邊的院子，對爸爸說來，僅僅是繼囚我弟弟後的第二步棋。
第二十六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擡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爲這是一種對于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消消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裏住著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爲了安全，爲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爲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去找人商量嗎？！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商議搬出中南海，要去找一個普普通通的房子，甚至房子裏面的地面是土的。爸爸認真地對我說：“一般人能住的，我們爲什麼住不得呢？”
搬家的准備就這樣開始了。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午，爸爸剛剛從中央開了會回來，走到後院來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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