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福建長灑羅漢嶺下滿了荷槍實彈的
民常軍隊，他的槍口都對准著一個文弱書生模樣的人，但尋位書生手挾香煙，顧盼自若，他選了一塊草坪盤膝而坐，對那幫劊子手徽筆點頭說：“此地很好，就在這裏，你開槍吧！”劊手們殺害的就是中現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家庭破落 中途辍學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東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樓。 這八桂堂是時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廳前後花木繁多，其中有長得比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廳後樓房因常年沈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樓。瞿秋白的父
瞿世玮生
淡泊，無官無職，寄居叔父的信宅，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世琥的接濟，他擅長繪畫、劍術、醫道，但這些無以生計，只屬于他修身養的消遣。瞿秋白的母金璇，是常州北門外（今江
市西鄉）大岸村人，是廣東鹽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資聰穎，擅長詩詞。秋白出生的時候，頭頂發際有兩個旋紋，俗稱“雙頂”，這在當時人們眼裏被看作是福氣和聰慧的象征，父母就給他起個
名叫“阿雙”。進小學讀書時，學名瞿雙，後來他自己改名爲“爽”或“霜”，更後又改爲“秋白”，“秋白”這個名字就是由“霜”聯想而來的。此外，他還有懋淼、雄魄、鐵梅、雙林、宋陽、大耕、林祺洋等幾十個譜名、別名、筆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遺屬開始扳瓜分財産，作爲侄輩思玮被“勸出”八桂堂，他帶著全家遷居八桂堂前河對面的烏
橋，後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業，家庭負擔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後， 又生了5子2女（其中１子１女早夭），她待候癱瘓在
上的婆婆，
持家務， 還擔負起給子女開蒙督學的責任，對瞿秋白早年的成長有極深影響。瞿秋白從1904年起就進了私塾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學校校長莊苕甫是清末的舉人，但他卻具有維新思想，主張廢科舉，辦學堂，學校裏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師而外，還聘了一個日本教師來教博物學。瞿秋白自幼
弱多病，但讀書非常用功，成績優異小學尚未畢業，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長屠無博，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新式知識分子，並在日本期間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同盟會，他在學生中間經常進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響下，又由于接觸到了勞動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時亦因家庭境則的刺激，常與同學們一起議論時政。他還愛看各種書籍，如《老子道德經》、《莊子集釋》、《陶淵明集》、《三演義》、《紅樓夢》、太平天野史》、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譚嗣同的《仁學》、嚴複翻譯的《群學肄言》等等。曆史上的英雄好漢，給他留下了“最強烈的印象和記憶”，激起他對清朝統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場上指著自己頭上的辮子對張太雷說：“尾巴似的東西，我們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傳到常州的時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著種壓迫和土封建壓迫的辮子剪掉，高興地提著辮子跑到母面前說：“皇帝倒了，辮子剪了。”
然而，彭世凱篡奪了辛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常州的待頭，依然布滿了
著草標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經濟困境，伯父世琥這時棄官閑居，將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贍養，就停止了對秋白一家的補貼。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賃， 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時，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無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當、借債。瞿秋白曾對羊牧之說：“我們原來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勝利了，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著又用筷敲敲碗說：“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著又用筷敲敲碗說：“我還有點粥吃， 鄉下還不知多少人連粥都吃不上哩。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他在瞿氏宗祠側門上方懸挂一只白燈籠，上面寫著“喪”兩字，大膽地向社會表示了自己的不滿。1915年冬，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辍學，離開還有一學期就要畢業的常州中學。是農曆新春正月初五，剛過40歲的金璇看看要到70歲才還得清的債券，望望團團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過17歲，最小的阿谷只5歲，想丈夫的懶散， 她夫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她將兩盒磷火柴頭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盡。從此瞿秋白一家人飄零星散，分別投靠友，秋白則到楊氏小學教書。參加“五·四”創辦《新社會》
瞿秋白在楊氏小教算術，圖畫、音樂等課程，家庭的慘景和學校周圍地方惡勢力，好象給他“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精神極其苦悶。慘酷的社會，好象嚴厲的數學教授給瞿秋白出了一道極難解決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決。爲著解答這道難題，他不得不另尋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當了自的“當頭”，給他籌辦了一點路費，他毅然離開故鄉常州，沿著長江西上，到武漢支找在京漢鐵路局當翻澤的堂史瞿純白。在純白的幫助下，秋白進了武昌外語學校學習取文。1917年春，純白調外交部任職，他隨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參加了文官考試，未錄取，便又考進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
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除了學習俄語、英語、法語，還研究文學、哲學、佛學，去北京大學旁聽過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胡適的講課，試圖尋找人生問題的答案。他回憶說：“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裏新官僚‘民’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厭世”，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會。
1919年，巴黎和會中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一場“外爭主權，內除賊”的“五四”愛運動爆發，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領導和參加了這一場運動。5月4日那天，他帶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參加了遊行示威和火燒趙家樓的半爭。因爲疲勞過度，回校後立即肺病發作、吐血，但他仍奮不顧身，擔任北京學聯評議部負責人，積極領導俄文專修館及附近彙文大學、鐵路管理學堂3校的罷課鬥爭，成爲3校學生運動的“謀主”。
“五四”運動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開始。他判若兩人，一反曆來埋頭書方齋的文弱氣質和內向格，在超強度的力支付和神經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熱中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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