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先生正伏在垂著淡青窗簾的南窗底下畫蘭竹。
他這時已經完全把自己當作一位畫家來要求了，雖然並不像後來傳說的那樣，他甚至要靠潤筆來糊口。他畫畫不是爲了收益--他還沒有拮據到那地步，而是爲了追求，說轉移也未嘗不可。一個藝術家，當被迫必須放棄他的藝術活動時，就必須以另一種藝術活動來填補他的空虛。
當然，並沒有誰不讓他登臺表演，恰恰相反，有人巴不得他表演，是他自己謝絕了舞臺，遠路迢迢移家到香港來過這種淡泊的生活。而且他早已蓄起了胡須，有什麼比這更能表示他斷絕粉墨生涯的決心呢！
他並非一起始就想蓄須示志。當日本侵略軍剛剛打開
門，大批土和城市還沒有淪入敵手的時候，他是想以自己的藝術去召喚抗敵的血誠的。直到此刻，一想起他在上海創演的《抗金兵》，還爲那種“豈日無
，與子同袍”的壯志敵代激動萬分。然而後來連上海也淪陷了，那已經不是他可以上演《抗金兵》的地方，再要唱下去，就只能爲敵人歌舞升平了。所以他的退路只有香港，他要以自己的誓不媚敵、潔身自好來報答祖和人民。
他未嘗沒有
吳鈎到戰場上與敵人拼一個你死我活的壯心，但他畢竟是一介文人，且年齒已長，自知上不了戰場，他所自信的唯有那堅貞不移的節守。
他畫畫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他的心中活著一些孤傲高潔的畫家的形象，他正需要以這些人做風範，去堅定他自甘淡泊、不慕榮利、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做人的准則。白石老人是他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當北京淪陷，敵僞橫行時期，老人在前廳裏放了一具棺材，聲稱“齊白石死了”，讓那些附敵的新貴們不必來此求畫。這一種孤傲高潔狷介自重的風標，正是先生所要努力爲自己樹立的。尤其在他想起老人爲感激他于稠人廣衆中爲之爭來榮譽，而做的那首“曾見先朝享太平，布蔬食動公卿，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的絕詩時，就要發出“老人把自己引爲知己，自己也要把老人引爲同調”的感慨，並以此來勉勵自己。他要用老人那副嶙峋的傲骨，去抵禦那些隨時都會襲來的惡風。
此刻他准是又想到了齊白石，筆下陡增了豪氣。這是一種神來之勢，把幾莖勁竹畫得氣韻不凡，儀態萬方，似乎一陣風要把它刮倒，它卻搖了幾搖，挺立如初：飛揚的筆墨，平添了竹的傲姿，先生將背往後仰了一仰，眯目平視，微微漾出了一點笑意；便把羊毫筆放下，換了一枝紫毫小楷，就要題一點什麼在上頭。然而他的夫人推開镂花紗門走進來打斷了他。
她像是唯恐攪擾他的清神，極輕極慢地走到他的身邊。先生擡起頭，看見了她；她就把前廳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請求見他的事說了出來。
“哦。”先生答道，但依舊要往畫上題字。
“是你的一位故人。”夫人含笑說。
“誰？”先生稍稍有點驚奇。
“張善琨——剛從上海來到。”
“是他？”
先生皺一皺眉，首先想到了“漢
”二字，那枝飽蘸著濃墨的紫毫小楷使徐徐地放了下來。
梅先生走進前面客廳裏的時候，滿面含笑的張善琨就慌忙從座位上站起來。他本來是要伸手去跟先生握手的，但看見先生只是客氣地伸手讓坐，並沒有要跟他握手的表示，他那只手就只好若無其事地往懷裏一放，趁勢理了理西服上的紐扣，接著便轉入熱情地問候了。
“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打擾你吧！”開始發胖的客人眼望著先生說。
先生也打量著來客。這原是先生電影生活中的一個占有一定地位的熟人。說是“故人”也未嘗不可；然而風聞他在上海和日本電影界“合作”得很好，雖沒有公開附敵，但無論從居心或行蹤來看都很可疑。所以剛才聽見夫人還用“故人”一詞來稱呼他，就感到有點刺耳。這時一面急速地判斷著他的來意，一面不露聲
地敷衍了一句道：
“是啊，我怎麼想到這會兒你會來！”
傭人送上了新沏的香茗。先生指了指桌上的香煙；張善琨做了個“不忙”的表示；卻舉頭望著牆上的字畫。
“張先生一直留在日本人占領的上海拍片，這次來香港，一定有非來不可的理由吧？”
先生端著茶碗，一面用碗蓋打著茶葉，一面邀請品茶，等待從對方的回答中窺測其意向。
張善琨似乎看出了先生的心思，也用茶碗蓋打著茶葉，眼睛卻依然望著牆上的字畫，不著邊際地答道：
“單是爲了看看你這雅潔的新居，也值得到香港來一趟啊。”
“難道你專程飛來香港，就是爲了看看我這房子？”
張善琨放下茶碗，仰面笑了起來，旋即他莊重了一下臉，用十分真摯的聲調說：
“梅先生，你也相信那些飛短流長麼？就憑我們這麼多年的交往，你想想，我是那種甘心做漢的人嗎？”
一見他這樣開門見山，梅先生倒不好意思往深
懷疑了。在敵我雙方明爭暗鬥、志士漢難辨真僞的形勢下，遠在上海的張善琨，其真相究竟如何，一時是難以弄清的，恐怕只有將來才能見一個
落石出吧？
“我可沒有說你是漢！”先生于是說，“不過跟日本人同在上海拍片，你能爲自己洗刷清楚嗎？”
張善琨搖著頭笑了。
“你也把事情說絕對了。有幾個日本朋友的，就是漢嗎？我看也未必。反過來說，一個日本人也不認識而做了漢的，還少嗎？我看是論心不論迹，各人心裏有數就好。”
先生也笑了，但馬上又斂起笑容說；
“如今難當頭，全老百姓都在吃著日本人的苦，不論是誰，對跟日本人有來往的人可沒有好印象。”
“這就是專從迹上論事了！”張善琨說，“日本人當中，壞的是很多，那都是侵略者；可也有好的。我說一個人，你看看他的所做所爲，所識所見，你能說他不好？”
“誰？”先生勉強地問。
“芥川龍之介。”
先生好像在想著此人是誰。
“一位日本作家。”
先生“哦”了一聲，就向桌上取煙，遞給張善琨一支，也自取一支燃上，顯示出對張善琨提出的話題不感興趣。
“芥川龍之介還說起過你呢！”
“說我？”
“芥川對中，對京戲，對你，都有很深的了解，他把你看得比蕭伯納還要高。”
“這是從何說起？”
“他在一篇題爲《看〈虹霓關〉》的文章中說：不是男人捉女人，而是女人捉男人。——蕭伯納在《人和超人》裏曾把這個事實戲劇化了。然而把這個戲劇化了的並不是從蕭伯納開始。我看了梅蘭芳的《虹霓關》，才知道中已經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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