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一個重要關口：他轉入了在曆史博物館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風雲動蕩的三十年裏，他的同時代朋友對他充滿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後來人面對沈先生投向曆史瘦弱的背影時則不由發出說不盡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生死線。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檢討式的長文《我的學習》，其中就談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頓：“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曆史對新中
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沈從文約定俗成地使用了當時流行的“思想戰爭”這幾個字，恰好表達了情感枯竭、崩潰的真實狀態。
事隔四十多年，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在北京崇文門寓所平靜地回憶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
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
，一家人亂糟槽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韓壽萱那時是北大博物館系主任，從文就去幫忙，給陳列館捐了不少東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轉到文物這一行，不在北大教書了。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訪）
被沈從文稱爲“百科”的周有光是沈從文的連襟，著名的語言學家。談到那一段歲月，九十二歲的周有光意猶未盡：
解放前中知識分子大多傾向共産
，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當時我不在內，對這一點覺得很奇怪。那時情況知道得太少。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
貶低。郭爲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沈從文自己講，郭沫若對他很不好。
在沒地方安放的情況下，把沈從文安排到曆史博物館，領導上不希望他做什麼大事。整個
于在政治上被壓製的狀態，解放後的文學生活幾乎沒有了，創作萎縮了。沈從文的優點是隨遇而安，把壞事變好事，發揮主觀能動，在倒黴的時候也能做出成績。
後來讓他上革命大學，讓他改造思想，讓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訪）
對沈從文相知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歲的文物專家史樹青當年曾同沈從文一起在革命大學學習，只不過沈在以社會名流爲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職員爲主的二部。史樹青說：
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度，不知共産能否長久？在那裏學習，主要是交待思想，丟掉對美、民的幻想，進行思想改造，洗腦筋。進去時壓力大，沈從文有，我也有。記得那時幾千人聽艾思奇做報告，場面很大。有的人表態時痛哭流涕，有少數人不能畢業，後來都逮捕了。學習時，沒有農業勞動，有時在校園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訪）
張兆和記得，在革大畢業時，校長劉瀾濤給沈從文發了畢業證書。隔了二年，沈從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長信中談及當時心情：“在革大時，有一陣子
力精神均極劣，聽李維漢講話說，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麼？說得很好，我就那麼在學習爲人民服務意義下，學習爲家有面子會下，一天又一天的沈默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麼的！”他在信中連續四次說到“個人渺小”。
史樹青回憶，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在曆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自己曾在筆下流露一二：
我在這裏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爲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幹笑語中，越說越遠。
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
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爲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這是沈從文一九五一年給一位青年記者未發出的信，文中浸潤出的那份傷感、孤獨和無望貫穿他以後很長的歲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風暴時，這種感傷就更被放大，也更爲隱蔽。
曆史博物館及家文物局曆任領導對沈從文的“轉業”充滿複雜而微妙的情感。史樹青回憶：“文物局長王冶秋接近郭老，業務上靠郭老。他覺得沈先生轉行是文人來避風，文物界有無沈先生沒關系。他對沈先生的使用沒怎麼安排。”老同事楊文和說；“館裏有一段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麼不給什麼，沈先生要一間辦公房，當時辦公室很多，我們也說，給沈先生一個房，館裏就是不撒口。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訪）
沈從文後來自己描述道：“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爲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于打仗，我就盡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檢討稿）早十年，沈從文除了在館裏鑒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門樓上展覽會自願當解說員，他自己稱之爲“唯一和人民碰頭的機會”。”
汪曾祺當年
眼看見老師沈從文非常熱情地向觀衆講解的場面，不免唏噓而歎：“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裏總不免有些淒然。”
這種淒然感在多年老友蕭乾身上也曾出現過。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醫院病房，蕭乾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那一難堪局面：
那個時候他在故宮境不好，一個那麼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而難。當時有中蘇友好協會、工會之類，挑著人入會。聽說就沒讓沈從文加入，在政治上給他壓力。
我跟他有幾次接觸，彼此的心情都很複雜。有一回我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好是他在解說，拿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麼讓他幹？我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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