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上一小節]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這樣的中
知識分子在那樣年代裏是很難擡頭的。
老朋友鄭振铎當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長，沈從文沒有因事找過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鄭振铎參加館裏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曆史博物館在午門前面，民
時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門參觀。而這幾年來，進步很大、很快。”會後，沈從文遇到了鄭振铎。史樹青看到了兩人見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見老朋友很激動，還掉了眼淚，說：‘我現在不搞文藝了，研究文物還不夠，你應該多關心文物。’鄭振铎說什麼話我忘了，但鄭似乎感到沈先生還是落後分子。”
在老同事的記憶中，曆史博物館的幾任領導盡管情況各異，但都依據上面精神，把沈從文看成是“統戰對象”，采取冷
理的辦法：
張文教是館裏第一任書記，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館裏。他曾在抗戰時期率領八路軍隊伍保護過金代藏經，還犧牲了幾名戰士。他看不起舊知識分子，對沈從文這樣的專家不太客氣，動不動就訓人一頓，訓得太嚴。而且張經常詐人，讓人交待曆史。他業務不能，過了許多年還不能。他曾跟我學銅器，學詩經，但都白講。
文革時，我們一起當上“黑幫”。他填表時，“專長”一項寫了“打倒帝王將相”和“愛吃窩窩頭”。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左得厲害，把我們都看成敵人。他認爲沈從文是混飯吃，責問沈買那麼多瓷器幹什麼？是不是
費家錢財？而沈先生覺得中瓷器工藝
平最高，有研究價值。（史樹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訪）
沈從文從幹校回到北京，他在東堂子的三間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強占。沈提出落實房子和著作出版問題，但遲遲解決不了。爲了出那本服飾的書，打了一個報告到文物局，一直壓著。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態，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長也就不積極。王冶秋不點頭，怎麼印出來？王冶秋對沈有看法，認爲沈是灰
的舊知識分子，是在舊社會培養的，要控製使用。
那時沈找過我，發過牢騒。我只能做一些解釋工作，我是副館長，只能提意見，沒有決定權。楊振亞館長認爲沈不是主要人才，並說“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見，後來帶著激憤的心情離開曆博。
有一點我說明一下，曆史博物館建成以後，由于挨著大會堂、天安門，有關部門曾來館裏審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員強行調離出去，而沈先生留下來了，說明當時政治上還是比較信任他的。（原曆博副館長陳喬，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訪）
在那漫長的歲月裏，我們很難從沈從文的口中、筆下得到他對領導的意見。他是一個沈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資派”的年代，我們才在沈從文的檢查稿中讀到那樣的激憤：“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
文物業務那麼無知而不學，是什麼？”
據張兆和介紹，沈從文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只是簡單記幾筆。在現在已經公開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幾則日記中，竟反複著一個“多事煩人”的主題。如，“可能還是多事……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三月二十八日）；“對人過于熱心，對事過于熱心，都易成多事，無補實際……極離奇，人人均若欣欣向榮，我卻那樣萎下去。相當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說或不說館中問題，凡事禀承館中首長——館長，主任、組長……要作什麼即作什麼，實事求是作一小職員，一切會好得多。對人，對我，對事，都比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沈從文生活和工作的質量都很低劣的時候，苦悶無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
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如果館裏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時時間看長了，別人弄糊塗了，結果變成公家庫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宮》長畫卷他自己買了，後來弄成館藏。現在曆博中，織繡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購的，館裏收藏的服裝、硬木家具、銅鏡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經手過。
故宮辦了一個《紅樓夢》展覽，沈先生很熱心地把庫房裏的
服找出來放在旁邊，用實際文物來配合。館裏很多人在學問上得到他幫助。記得有一本館裏圖書《曆代古人像贊》，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寫字條貼在書裏，讓別人看時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可找，爲何比別更好之類話語。（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訪）
沈先生在館裏解說時，連小腳老太太都接待。他還在庫房編目，規規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還買來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給館裏，便于接待外賓。對我們講心裏話，不講虛話，老鼓勵我們讀書，常說，“你們不讀書怎麼爲工作？”
陳伯達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話，沈先生卻說博物館應厚今厚古，今天厚古還不夠，應該多向古代學習。他反對把博物館辦成文化館，爲館裏讀書風氣不濃而焦急。（史樹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訪）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們故宮織繡組當顧問，帶我們上課，上榮寶齋、珠市口。給他幾十元車馬費，他不要，全買了書存在織繡組的書櫃裏。給中央美院學生講課，學校給他一百元，他讓我們退財務，說，“不能再拿家錢”。而他自己掏錢請人繪畫，然後又租黃包車到學校，車上裝了各種實物、繪畫作品，以便讓學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當教材顧問，把自己的筆記統統拿出來給大家參考。從全調來寫作的專家住在香山飯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飯店住，自己在家裏白天黑夜地幹，流著一身汗，工作量比編寫的人還要大。
沈先生在我們面前從來不說苦惱，只談業務。文革中他下鄉看鴨子，無書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在空白寫滿字寄給我們，內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證。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什麼材料沒有，我就這樣做學問”。我們要寫《中染織》，他就用毛筆抄了一大沓材料給我們。文革中吃了苦頭，我們曾想不幹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們去，他躺在
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樣子。他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沈從文的學生黃能馥、陳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訪）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從文五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他在故宮陪三十多個年輕美術學生看了一天綢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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