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賈平凹的情感曆程上一小節]說《泉》，人們說那是田園牧歌在中
文壇的複蘇，說是一個青年作者在這裏顯露了才氣。多少年以後，每憶及出潼關進華東，他總要將安徽念說一番。
根據在烽火大隊
驗到的生活，他還寫了小說《岩花》、《果林裏》等，這批小說意境清澈明亮，連作品的底蘊也
晶一般透徹。他是以純真的眸子看世界呢！《果林裏》還被改編成連環畫，深得畫界讀者的喜愛，這在當時還是值得一談的美事呢！
在烽火大隊，平凹還惹過一次麻煩，是由算卦引起的，差點兒鬧出人命。在《社史》寫作的後期，鄒志安、白志剛（即白描）、賈平凹三人移居縣城一家招待所。寫作之余，三人以算卦取樂，有人傳給他們一種阿爾巴尼亞算命法，運算起來，很有數學的樂趣。一日，鄒、白二人出外采訪，平凹留下寫作，晚飯時，胖炊事員提起鍋鏟直沖白志剛和鄒志安叫囂：“你們家幹部還搞迷信，我明日到省上告你們去！”二人忙問原因，才知是平凹獨自給胖炊事員的婆娘算了一卦，卦相不好，那婆娘原本有精神病，聽了卦回家就犯病，抓了十付中葯喝了兩次人還昏迷不醒。胖炊事員揚言：“若我老婆出事，我跟他姓賈的不得完！”
鄒、白二人趕緊找平凹商量對策。平凹說：“這炊事員簡直像個喂豬的，態度又壞，又不給我們做好飯，我早有氣。下午他婆娘來算卦，我就用‘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卦術給算了，按卦相說她命苦，丈夫對她不愛，要防止丈夫有外心，誰知道就真的戳到她的心疼
。”晚上，三人尋思了一夜，決定第二天采取補救措施。先是鄒志安在招待所內查外調，弄清這婆娘生平身世，又摸准他夫妻關系的真實情況。知道胖廚師對她不大貼，生小孩時都沒回去，男人是工人，她是農民，一直害怕他變心離她而去，加之本來就有精神病，所以這次犯病實際是犯了心病。心病還得心葯醫，信卦的人還得拿卦治。白志剛還得知一個細節：這婆娘腰上長了一個瘊子。
第二天，鄒、白二人擺開卦攤，由服務員配合，引那婆娘人局。二人當著婆娘的面給服務員算，服務員說鄒志安算的比神還靈，還說鄒是有名的大仙，姓賈的只是他的學生。這婆娘當即就要鄒志安給她算，白志剛說大仙不輕易開口，鄒志安就擺大架子死活不接茬，然後就由服務員來替婆娘求情。鄒志安才鄭重交代：“算我的卦就信我的卦，不信就別算。”那婆娘連說：“我信我信。”鄒志安遞給她一副撲克牌，接手時從中掉下一張紅桃6，鄒志安即說：“你姊
6人，你最聰明。”這婆娘大驚，忙呼：“你真正是大仙！”然後說她的家世，她的
格，特別點明她出生時土地爺給她身上濺上泥點子，所以她生多疑，這泥點子就長在腰上，是個瘊子。這婆娘就服氣得五投地，說：“你咋像住在我家裏一樣！”鄒又說她丈夫人好，愛老婆但嘴上不會說，還說你丈夫命屬木，你命屬，澆木才能過好日子，再起疑心就麻煩了……晚飯時，炊事員端來半盆炒
蛋，說了許多感謝話。事後，鄒志安認真教導他的“學生”賈平凹：“佛寶萬千，心寶第一！”又將《仙家大算》和《蓮花現》二書教平凹精讀，囑他不可輕易設壇擺卦，說天機不可透，透了非天機。
賈平凹的許多作品在京津滬都順利地發表了，可他人從未出過陝西省。他常常揣想，北京是個什麼樣子呢？是不是全都地上鋪著玻璃磚、房上苫著琉璃瓦？長城是不是城？金銮殿是不是用真金子搭成？皇帝那龍座上是不是也鋪著老虎皮？毛主席那身子是怎麼個保藏著？平凹不能對天津作直接的想象，但他總要想到孫犁，他想他該是個什麼樣兒的古怪老頭兒呢？大上海卻常常令他生畏，家鄉有一句話，叫做“上海的鴨子呱呱叫”，是不是上海的鴨子叫聲格外好聽？抑或上海人特喜食鴨？那句家鄉話的意思是“好”，可好爲什麼非得用“鴨子呱呱叫”來形容呢？他曾下過決心，有朝一日非得去那裏看個究竟不可。可是，歲月年複一年流走，他在上海已經出版了幾本書，可他還是沒有到過上海。上海文學界幾乎每年都邀他去，參觀、訪問、寫作，任隨他意，可他總是爲這事那事所擾沒有去成。有時候，他生氣地說：“今輩子不去上海了，將那謎永遠留著，將那鴨子的問題留給後代去解！”
就在這一年，老家那個送過他草帽的女朋友招工進了礦山。她當了工人，並未將他忘記，時常有信來。他和她的關系一會兒很熱，一會兒卻涼得冰手。他也不知是什麼原因，總是若即若離的。也許，他沒有全心去進攻；也許，她沒有盡力來追求。常常，深更半夜了，寫作煞住手，他便要到陽臺上去，遙對夜空孤月歎息。他孤獨得恐懼，自然屬就來折磨他。他覺得，事業、個人生活，都需要一個溫柔賢淑的異來掌握他前進的開關。
他決定要回去見見她了。時值秋末，棣花鎮東面的平原已種上了小麥，牛頭嶺那邊的坡地上已見了大麥和碗豆的嫩綠；勤勞的莊稼人怎麼可以閑得住，夾柿子，旋柿餅，切紅薯，臥酸菜；有人扛了扁擔帶上兒子去河溝割柴，有人蹶起屁
在西山塬上撈紅薯……
丹江悠悠東流，濺起的花涼得徹心。他和她並排坐在河灘已經很久了，她不說話，他也不說話。她揀石子在手上玩，他拿腳在沙上踢出一個坑，又踢出一個坑。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當了工人仍有村姑的風韻。她將花格的襯衫領翻到藍工裝的外面，腳上那雙丁字形皮鞋少說也得花去她半個月的工資。他和她幹坐了兩個鍾頭，說回，就各自往家走了去。
下午，老地方，他們又見面，是各自的老人催逼所致。他問她礦上的情況，她說半句留半句的；她也問他省城的工作，他也有一句沒一句。本來，他想告訴她，他寫的小說北京登了，上海登了，天津登了，許多地方都登了，可她總問他編輯算是幾級工。幾級工？那時沒有搞職稱套改，他也答不出。反正沒有勞保費，也不發工作服和翻毛皮鞋。
他告訴她編輯工作是看稿子、寫東西，她卻問是廣播稿還是牆報稿，是寫對子還是刷標語。
他和她實在沒有能說在一起的話題了。他便對她講這棣花鎮的變遷，講這丹江河的改道，講這河沙中的矽粒和石英……她只是低頭不語，石子不玩了，卻一個勁兒地用手指絞那略黃的發辮。她對他講的那些沒有興趣。
他猛地站起來，大聲說：“我要結婚了！”
她揚起頭，平靜地：“那我祝福你。”說著一低頭，雙手捂了淚淒淒的眼。
他們往回走了。天
昏暗下來，從山邊流過的那道白線變成一抹隱約的反光，唯有
花以清泠泠的腳步叩問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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