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 1974年5月28日，中央電視臺宣布，我和黃繼辰作爲
育組的記者，奔赴伊朗德黑蘭采訪在那裏舉行的第七屆亞運會。這對于我來說，無疑是個喜事。參加工作十多年來，我還沒有出過一次。
衆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育節目被撤消了，一切育轉播解說全停止了，直到1970年育節目才重新恢複。以前老育組的四個人只有我和黃繼辰兩人回到了育組，而張之老師和陳文清同志都沒有回到育組。由于我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轉播了一百多場乒乓球比賽，對周總理
自設計的“乒乓外交”做出了貢獻，我那時在全範圍已小有名氣，正因爲這個，中央臺決定派我去德黑蘭采訪報道亞運會的情況。
出名單宣布之後，我們馬上投入到緊張的籌備當中，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7月17日，我們即將出的同志去新華社聽形勢報告。19日、24日，我們分別聽了幾場關于亞洲和內形勢的報告。我記得有一次報告是謝力夫同志講的。當時，我們的出服裝也已定做好，還有一個來月我和黃繼辰即將奔赴德黑蘭了。
就在這時，突然聽說姚文元從中央臺調去了出者的名單，說要重新審查。當年，全上下正在搞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家庭和社會關系是清清白白的，我的兩個叔叔一個是大夫，一個是教師，都沒問題。可萬萬沒料及，重新審查還真審到了我的頭上，說我的社會關系有問題。當然，這是後來知道的。
當上面重新通知我說不出了，我連問都沒問一聲。我相信組織相信
。
但我內心還是非常痛苦。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工作，這時還是挑大梁的骨幹，說不讓去就不能去了。就那麼一句話，連個解釋都沒有。記得不久工人育館有一場比賽，黃繼辰找到我：“小宋，我們穿上那套出服裝一起去！”
我有些猶疑不決。我想有這必要嗎？這有什麼用呢？
愛人鍾瑞在一邊勸我，說就按老黃說的穿去吧。
當時老黃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被取消了出資格，心裏甚感不平。黃繼辰在廣播局的資曆很老，貢獻也大，他的
格不像我這樣軟弱，很剛強，非常有個，敢于聲明自己的觀點。
那天，我和老黃就真的穿著出服去了“工”。我倆的
服是一樣的：都是灰
中山裝，昂貴的派力司料子，嶄新、筆挺，十分搶眼。我們走在育場的時候，熟悉不熟悉的人唰地一下全都扭過頭來，一齊望著我們。熟悉的人不知我倆在演什麼節目；而不熟悉的人們則在交頭接耳，紛紛猜測我們是什麼重要人物。
我當然明白老黃的良苦用心，他想以此舉表明一種態度，表示某種無聲的抗議。可這有何益呢？
那個時候，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兩年之後，還真有那麼幾個人別有用心地利用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作文章。
1976年，我曆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朱總司令和毛澤東主席相繼離世，失領袖，無舵手，群
搗亂，民盼船長。而自然災難，也趁機襲來。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座城市夷爲平地，數十萬人喪失生命。
這個時候，我的人生道路也發生了一次大地震，給我心靈上帶來的創傷卻也不是一天兩天就可平複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們臺要去涿州轉播一場基層育活動。那個年代，育轉播搞起了許多新花樣，經常到基層去報道群衆育活動。那天，專題部通知我去辦公室集合待命。隨後的幾天，也是天天要到辦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剛剛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爲了市民的安全起見，動員人們不要待在家裏，而是走出來住在臨時搭的簡易棚或汽車裏。那時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廣場到
是防震棚，到是“無家可歸”的人，現在回想起來還讓人心有余悸。因爲北京離唐山是如此之近，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余震。
那時候，我的兒子曉輝不到兩歲，女兒也僅八歲，特別是鍾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時的情形相當狼狽。
當我接到要去辦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對領導說，我能不能稍微晚一點到，讓我把家裏安頓一下，命令一來我就走，決不耽擱。因爲憑以往的經驗，這種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時間，而在“待命”時，什麼事也做不成。
某個負責人堅決不同意，一點通融都沒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這人素來膽小，我去還不成嗎？于是我急急忙忙冒著余震的危險，回到樓裏爲兒子燒牛
，爲妻子煎葯，再把牛和葯端到我們家臨時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葯，我喂兒子喝。把事情料理妥當後，我急急忙忙趕到了單位。當然，比負責人通知到達的時間稍晚一點。
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說，雖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達我再走，但後來我畢竟在命令尚未下達的時候去了辦公室，就是說我去集合待命了。不過晚了一點，這算個什麼事呢？
嚯，有人來勁頭了，找到機會要拿我開刀了。當時的某個負責人逼我寫檢查，並說，非要認真嚴肅徹底地理我的問題不可。他們說到做到，在育組、在專題部、在臺裏，甚至在廣播事業局（後改稱廣電部）全大會上點名批判。
後來我發現我的“罪過”還真不老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紙，最後給我定的調子是：
“拒不執行任務，臨陣
逃，對抗組織，拿一把”。
當時，我的精神的確萎靡了，我感到沒希望了。我這人從參加工作開始，一直老老實實做人，規規矩矩上班，勤勤懇懇工作，從未得罪誰，怎麼今天突然墮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執行任務對抗組織臨陣逃？我能逃到哪兒去？
尤其是，竟有人誣蔑我“拿一把”。，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聖的地位；，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我從小就會唱“沒有共産就沒有新中”，沒有共産也沒有我的今天，我怎麼會居然要“拿一把”？
那些天裏，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說話，我雙手抱著腦袋，蜷著身子坐在小房間的一個小板凳上，一動不動，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腦子裏一盤散沙，怎麼也集中不起來。
後來鍾瑞對一個作家朋友說，他當時那副樣子特可憐，真像個罪人哪。
一天上午，單位來人通知下午要開我的批判會，命令我准時到場，不得有絲毫延誤。這個中午，我是更吃不下一口東西了。
鍾瑞見狀，她拿了鋼鍋，提了一個大籃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買了糖醋肉塊、辣椒肉絲等菜，還特地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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