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激活了中
文字在現代的再生力，
創造了一些永遠值得人們談論
而且永遠談論不盡的人物。
漢字是象形文字。美詩人龐德說“漢語天生是詩的”。但是，就在龐德說此話時，中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說：漢語是野蠻的，應該廢止。中的落後，是因爲漢語的野蠻（大意如此）。
時爲1919年。
然而，漢語並沒有消失，在中在海外，十幾億華人仍然使用漢語。
不過，漢語的味道開始變質。她從前是“天攝人治”，極其玲珑活潑，而“五四”以後，西洋語法的侵入，出現了所謂的“歐化語”，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讀來感到乏味，讓人倒胃口。許多新文藝作家都有這樣的毛病，時代風氣如此，怪不得誰。
金庸是個天才，他運用地道的中文學語言。“金庸小說的文字，是絕頂高超的中文字。”（倪匡語）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生命，是意識，是存在的屋宇。”其實，語言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是一個民族集
意識的倉庫。
金庸的語言文字，激活了中文字在現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現了漢字的意韻。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對話：
終于有一人道：“咱們進去瞧瞧，到底這廟供的是什麼臭菩薩？”五個人一擁而進，一個人大聲叫起來：“啊哈，這裏不明明寫著楊公再興之神，這當然是楊再興了。”說話的乃是桃枝仙。
桃幹仙搔了搔頭，道：“這裏寫的是楊公再，又不是楊再興。原來這個楊將軍姓楊，名字叫做公再，唔，楊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聲道：“這明明是楊再興，你胡說八道，怎麼叫做楊公再。”桃幹仙道：“這裏寫的是楊公再，可不是楊再興”。
桃根仙道：“那麼興之神三字是什麼意思？”桃幹仙道：“興之神三個字難道是我寫的？既然不是我寫的，我怎知是什麼意思？”桃葉仙道：“興，就是高興，興之神，就是精神很高興的意思，楊公再這姓楊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當然很高興了。”桃根仙點頭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說是這裏供的是楊七郎，果然不錯，我桃花仙大有先見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楊再興，怎麼是揚七郎了？”桃幹仙也怒道：“是楊公再，又怎麼是楊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楊再興排行第幾？”桃枝仙搖頭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楊再興排行第七，是楊七郎。二哥，楊公再排行第幾？”桃幹仙道：“從前我知道的，現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記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楊七郎。”
桃根仙道：“這神倘若是楊再興，便不是楊公再，如果是楊公再，便不是楊再興。怎麼又是楊再興，又是楊公再？”桃葉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這個再字，是什麼意思？再，便是再來一個之意，一定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所以既是楊公再，又是楊再興。”余下四人連連點頭，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間，桃枝仙又說道：“你說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來一個，那麼楊七郎名字有個七字，該不是要再來七個？”桃葉仙道：“是啊，楊七郎有七個兒子，那是衆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則名字中有個千字便是生一千個兒子，有個萬字，便是生一萬個兒子？”
這段廢話連篇，人看人笑，百讀不厭的文字，我們若嘗試著將其中一個字刪掉，看看語言還通不通，或者文氣還順暢不順暢？
將漢字錘煉到這等程度，實屬不易。尤其，金庸寫情、寫景、寫諧、寫怨、寫世態、寫江湖、寫官場……均能活靈活現，則更屬不易，實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爲。
他的許多章節和片斷，真如神來之筆，使人贊歎不絕，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這裏一一舉出。
沒有人物，便不成小說。
人物立不立得起來，視乎作家對于人生觀察、驗的深淺，以及他的筆力如何。
《紅樓夢》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裏面的人物令人百談不厭，林黛玉、薛寶钗、賈寶玉、賈政……等等，個個都蘊含著人
中某種普通相，仿佛在我們生活中到
能見到，感覺到。魯迅的聲譽與阿q的成功也不無關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遠值得人們談論而且永遠談論不盡的人物，如同《紅樓》、《三》、《
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們的心中，成了某種格或行爲的代名詞。
男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小龍女那樣的女孩”，“我喜歡黃蓉那樣的女孩”。
女孩子們也許會說：“我喜歡楊過”，“我喜歡郭靖”，“我喜歡令狐沖”。
還有韋小寶、段譽、喬
、王語嫣……
還有周伯通、張無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個人物都代表一種命運；
每一個人物都有一段情緣；
每一個人物都是一面鏡子；
每一個人物都如同一出戲劇。
金庸認爲，在人物刻畫方面除了好看之外，還應能令讀者感動和難忘，印象深刻而鮮明，因爲小說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金庸的心懷是寬厚而悲憫的，對筆下人物從不簡單地劃分爲“正”、“邪”、“善”、“惡”的類別。那些反派人物沒有出現時，江湖上一片譴責之聲，但當他們真正出現時，總讓人覺得他們仍有可愛的地方，並非一無是，無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種弱點，從而使他們顯得更爲有血有肉，真實可信。“這個社會上也很難講誰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壞人，壞人身上也會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壞的成分。……作者考慮的是真實的問題。”（金庸語）
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在金庸的書中，即使一個公認的“惡人”，在從事一項“惡事”時，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當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氣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謂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動機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結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筆下的人物，很少是單純的好人或壞人。他洞察了人的全部奧秘，以及人自身的沖突和矛盾。他以一種寬容的態度，理解的態度，來描述冥冥衆生。在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絕不是那些“通俗小說”可以比擬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謂“嚴肅文學”可以涵蓋的。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家的責任，就在于告訴人們，生活不是像他們所看到的那樣，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著不可言說的複雜，超越我們一般倫理、法律等的判斷。
金庸無疑非常出
地完成了此種責任。僅一個韋小寶，就很能說明問題。韋小寶在讀者的心目中引起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認爲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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