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並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現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紮伊爾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詛咒，但聲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懷疑喬夫是否聽到了，但即使這樣他也立刻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他能夠辨別出來。1976年在同樣情況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僥幸死裏逃生活了下來，講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發生在1976年後期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喬夫正和我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當時他正用在紮伊爾分離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給老鼠注射。要做這項工作，他必須用大姆指和手指夾著一個極小的老鼠，同時用一支很小的裝滿活的病毒液的針注射在老鼠身上。喬夫進行這種工作已多年，未發生任何問題。我知道沒有別的病毒學家像他這樣能以如此出
的靈巧手法來從事這種試驗。但瘟疫仍在紮伊爾蔓延，對他們都有壓力。注射針滑落，刺進了他的大姆指，針裏裝滿高濃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質之一。
他很快
去手套並查看是否有滲透。發現沒有滲透，他又查看姆指並擠壓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迹。也沒有。他在氯氣消毒劑中洗了手，沒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爾士病毒學家厄尼·鮑恩（erniebowen）討論了可能發生感染的問題。（厄尼就是那個打開戴維·辛普森的匣子發現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們認爲這是一件“可能但未實現的事”。喬夫帶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這天工作後，他即向行政方面彙報了這次事故。當時正是首次發現埃波拉病毒的時候，因此對這種疾病懷有無可掩飾的驚慌和恐慌。這裏還夾雜著通常圍繞著這些傳染病的，有時幾乎近于歇斯底裏的騒動情緒，蒙蔽了那些缺少經驗時人們的判斷力。科學家們則保持冷靜，但這種騒動氯氣影響了在實驗室裏組成的
理次要事件的委員會。委員們本人從不做任何有危險的工作，不真正接觸病毒，也談不上有任何關于病毒學方面的經驗。盡管如此，他們總是告訴那些研究埃波拉熱的科學家們，應該做些什麼。當知道這次事故的情況後，委員們召開了會議並經過什細考慮，得出結論，認爲既然手套沒有破裂，皮膚也沒有任何損傷，那麼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喬夫回到索爾茲伯裏（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來工作，感覺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帶小兒子去看索爾茲伯裏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賽。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劇烈的頭疼並發燒。
星期三早上他拖著病
去上班。他向每個人承認他病了。他這樣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亂。那一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著，同時每個人都在想該怎麼辦。後來下午他被送到倫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熱病醫院並放在隔離罩中。從那時起，喬夫就對自己的病失去了記憶。他告訴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兩個星期。
給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薩時給傳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馬英嘉（mayinga）一樣。還給他服用整個英
所能供應的幹擾素一一一種天然抗病毒葯物，但還要看在人類出血熱的疾病中是否有效，雖然從理論上講它應有抗病毒的效果。幾天來他在死亡邊緣上徘徊，但終于活下來了。這或許是由于他得到細心護理，或者由于幹擾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自己內在的力量。後來當我們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試驗對照物時，我們就開玩笑他說，它們的作用是多麼強有力。也許這就是他爲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當然，他還得到了遠比非洲偏遠角落裏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醫療條件。
有時喝啤酒時，我們總要逗他，假模假樣地多方誘使他做“重新挑戰”試驗。我們說，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會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襲擊之後産生免疫
。有趣的是，他總是拒絕這種爲科學作貢獻的機會。
當喬夫到波登·當重新工作時，委員會決定對此次事故進行調查。喬夫和厄尼被召出席。當喬夫把事件複述之後，被指派的安全事務官員對他說：“如果你知道危險，爲什麼不將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說這活是認真的。
即使許多年以後，那個安全官員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他似乎認爲你不可能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在他看來，甯可把科學家們同實驗室裏的一切全都放進高壓消毒鍋裏消毒，也不去冒讓埃波拉病傳播的風險。
因此我現在正在幾年前喬夫的境地。當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掙出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喬夫當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經受他經曆過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並察看裏面的手套。裂口看來沒有透過第二層。爲了徹底弄清這一點，我將裏面的一付手套灌滿
。它不漏，我的皮膚上也沒有受損傷，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是安全的呢？喬夫當時也注意到沒有滲漏。當然，猴子的爪上要遠比刺進喬夫姆指的針頭上所帶的病毒要少。
這一切發生在位于英格蘭南部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裏。這是英唯一的這類設施。這所實驗室建在索爾茲伯裏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幾幢寬大的泥和磚結構建築的，重要的家綜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構成一幅居高臨下的景象。第4級病毒實驗室原本屬于英陸軍，在二戰期間進行化學和生物武器的絕密試驗。其研究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空氣生物學——即用某種形式的飛行器散播傳染生物物質的可能。
喬夫和我在一個巨大的猴室裏工作。戴維和我得到資助購置了一臺實驗所需的血液學（血液分析）儀器。真的，我們的工作帶有高度的即興意味：喬夫和我學著每件事都
自動手。
我于1982年來到波登·當。不久即同喬夫一起從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爲實驗有時要求我們連續工作六小時，我很幸運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們兩人正在進行一系列複雜的試驗，目的是要在我們以前發現的病毒損害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現象的基礎上找出醫治埃波拉病毒的辦法，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醫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麼我們也可以將結果應用到人類感染此病的患者。我當時又重新采用紮伊爾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爲這種病毒實際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發致命的疾病。這種病毒就是那種在1976年襲擊揚布庫並奪去三百條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達90％。喬夫就是感染這種病毒而又僥幸活下來的。
雖然我們不願這樣利用猴子做試驗，但這是獲得所需的、有關這種病的情況的唯一途徑。事實上，今天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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