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當那瑪全家從卡南加（kanange）遷往金沙薩時，他們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城裏”來。（卡南加有一百多萬人口，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無電城市的不光彩的名聲）。“城裏”位于金沙薩的中心，是個破亂不堪的貧民窟。由木材、
泥、泥上、鐵皮和破紙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組成。實際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擋雨、防止害蟲和侵犯者，以及惡鬼。這裏是金沙薩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們可以買到便宜的中
或泰製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車和自行車。或用廢輪胎修補鞋跟。“城裏”是沒錢人定居的地方。他們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遷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是這種美夢很少成真。
在“城裏”，婦女掙錢的辦法之一是出賣自己。所謂的“femmeslibres”（“自由婦女”）並非必須是未婚女子，更常見的是寡婦、離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
就是被抛棄的婦女。她們沒有其它的供養來源，亟需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們。說她們是“自由”的，是從這樣的意義來說的，就是她們可以提供隨意的“”來換取金錢或禮物，而不是職業意義上的“妓女”。這種區別很重要，“職業的”是指經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爲之。由于人口增長，經濟衰落，城裏的情況日益惡化，“自由婦女”現象越來越普遍。這只是又一個例子，說明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劇了對健康的危害。
那瑪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雖然她的父
是文盲，卻在啤酒廠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上工，每天來回要幾小時。有時他幾天不回家，結果那瑪的母只好擔負起養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盡管她竭盡一個母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資無濟于事。她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以至不能照顧到所有的孩子，當然不能指望他們能夠上學。而且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能容納那麼多需要入學的兒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要懂得怎樣靠自己掙錢糊口。那瑪仿效“城裏”其他年輕的、
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樣，起初偶而和當地男人發生關系去賺錢。在紮伊爾農村，這種行爲是不允許的，而在此地，則或許是缺乏教養而被容忍。當她20歲時，她已經兩次墮胎。1982年末和1983年初，她的
重開始下降，同時經期不正常，最後在1983年5月完全停經。由于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戰，食慾下降，並有幹咳。由于無力工作，她完全依賴家庭過活。由于無錢請醫生，那瑪得不到醫治。遲至9月，當她的母不再能叫醒她時，在絕望中，家裏人才把她送到瑪瑪那模醫院。
那瑪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當時認爲有不尋常艾滋病症狀的病例。我們一位同事，在金沙薩工作的比利時醫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稱，他曾遇到過類似的病例。他告訴我們，去年以來，得囊球菌腦膜炎的病人不斷增加。那瑪可能也感染了這種腦膜炎，這是一種在正常人中很少發現、由酵母狀微生物侵入腦部所致的疾病，有時發生在免疫系統被放射和化學療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醫生給那瑪進行了脊椎抽液並將脊髓液樣本送到試驗室。在顯微鏡下，在黑
印度墨的背景下顯現出成百上千個圓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個明顯的標志，證明那瑪確實患了囊球菌腦膜炎。這種微生物從字義上說就是糖
裹著的黴菌，它生長在病人的脊髓中。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必需的葯品來醫治這種病，在任何情況下，在紮伊爾，沒有人能買得起這種葯品。注射劑的毒很高，而片劑則一片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們無能爲力地看著那瑪走向死亡。
從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而似乎死得安詳。然而，這是假象。事實是，在她內進行著一場猛烈的戰鬥。那是在糖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測量的少數幸存的t4細胞——她的消耗殆盡的免疫細胞——之間的鬥爭。
這種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種引起常見的皮膚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鳥糞，特別是鴿糞中繁殖。我們能爲那瑪做的事那麼少，我們對她的照顧甚至還不及醫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義。至少，事後他們可以打掃幹淨，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後的滿足感。而我們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受過的一切高深的訓練毫無用武之地。
那瑪的家屬對那瑪的死，比我們想像的更爲淡漠。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因爲她們很久以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們根本無能爲力，或許只是抱著一線希望能夠出現奇迹，才求助于瑪瑪那模醫院。我們提不出任何幫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們發現那瑪是幾個類似情況中唯一的一個病例，而腦膜炎只是該病的一種症狀。我們看到，病人症狀的範圍之大是驚人的，像紮伊爾這樣貧窮的家，艾滋病患者根據權利期望得到的那種醫葯方面的幫助是享受不起的，這些窮苦的人們得病後直到病情發展到十分危險的地步，才來到公立醫院。這些是我們眼前發生的人間悲劇，有些人嘴和
頭劇痛，以至不能進食。那些能吃幾口食物的人則會突然得急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們的皮膚出現大面積的皮疹。在他們身的內部和外部都出現大面積的感染的真菌團塊。即使感染不包含貪婪的酵母細胞，還會有其它寄生蟲准備吞噬活人的腦子。該有一個患者明白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或爲什麼會發生？而我們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視。我們作爲醫生的作用降爲顧慮重重的觀察者和文件的精確的記錄者。我們希望，倘若我們能夠理解所觀察到的過程，那麼，或許有朝一日有人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工作之余的交談是我們從每天的痛苦中發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朋友——傳播疾病專家們繼續爲我們講述在西方和hiv （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有關的、過度的和希奇古怪的習俗。而我們這些具有廣泛旅行經驗的人，如果說不是很老于世故的人，則以講述有關烹任非洲獨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來回報他們。向他們生動地描繪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蟻，大的含汁的飛蟻和油炸毛蟲（當然只限于某些品種）。我們甚至更進一大步，組織了一次包括這些地方菜的宴會。但當他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的東西時，這些新手們卻畏縮不前了。我想，這類非洲佳肴要出現在西方高級餐館的菜單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點重要發現。一是我們記錄了更多的婦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們要遠遠……
《城裏的“自由婦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