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艾滋病的來曆的重要意義在于可以掌握這種流行
疫病蔓延的規律。沒用多久，情況開始明朗。中非和東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區。感染的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後來又發現了一種不明其底細的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
。盡管猿猴身上從未出現過類似艾滋病的症狀，不少人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一點，認爲艾滋病是由猴子傳染給人的。于是乎，人類感染源的問題有了定論。然而，按流行病學的看法，這一假設根據不足。猴子以叢林爲聚居地。艾滋病卻盛行于城市。我們盡可以乘興追索作爲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這種方法導入歧路，離題太遠。所以，還得尋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繼續進行。所有參與有關研究的人員都開始看清楚：病毒傳播的效率並不很高。傳播途徑必須是接觸或者是血液接觸方面的問題，比如輸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針頭，或者濫用不潔針頭之類。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一直有一個問題盤旋在我心頭。現在還得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只不過，應該稍加更動，以便調整我的思路，開闊視野，不妨把追問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這個問題改變力：在本世紀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爲人們察覺、無聲無息地隱蔽蟄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
各樣的病例，凡屬于感染一類的，我見過許多。卻從來沒有見過像艾滋病這類的。回想中只有肺結核病例的症狀同非洲農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時以來紮伊爾，跟非洲其他地區一樣，有了深刻快速的變化。變化之最，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這塊土地上的千百萬人民，由農村湧向城市，尋找活計。至于非洲農村地區的情況，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區，拿兩關系爲例，不能同金沙薩這類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語。城市中肆無忌憚的濫交、雜交這類開放現象，尤其在偏遠農村地區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極爲強大。稍有出格的，其後果必然十分嚴重。而且非洲農村通行一夫多妻，女及棄即婚，迅即喪失自由。社會製度限製了關系混亂的存在。相應的，艾滋病的蔓延減少到最低程度，根據這種情況，艾滋病本身傳播率不高、潛伏期又相對較長，雖然有所流傳，流傳程度和範圍就很有限，幾年中也不過出現少數幾例發病情況。何況，發病的初起階段，既然不是常見病，自不會興師動衆，而已，而且容易誤診或忽視，這些地區本來就缺醫少葯，更談不到合適和必要的醫療診斷設施。對紮伊爾這類窮鄉僻壤地區，我太了解了，根本無醫葯可談。因此，可以認爲，艾滋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悄然在非洲農村流傳的。
我提議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許可以稱作縱向研究的試驗，看看以上這個假設是否站得住腳。先規定一段研究的時期，比較非洲農村逐個階段的感染率。正在這時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發問題開展調查時，我們曾經在揚布庫周圍一帶采集過600份血樣，交“疾病控製中心”妥爲冷凍貯藏保管，我知道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我找到“疾病控製中心”艾滋病病毒實驗室的負責人員，要求他們用1976年采集的血樣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
檢驗。那時做這樣的檢驗，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市面上買不到這方面的設備，試劑都得由實驗室自行加工生産。再說，敲定最後結論的檢驗稱作“放射免疫沈澱法”，做起來極不容易，花費的時間同它的名稱同樣冗長，比簡單得多的“西方墨點法”繁瑣。後來幹脆換成了後一種方法，也就是從血液中查找抵製某種具病毒蛋白質的抗。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樣本的結果，等了好幾個星期。
放射兔疫沈澱法檢驗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沈澱病毒中某些種類的蛋白質。病毒都用放射示蹤標記標明。附有放射示蹤器。放射信號的強弱同接受試驗的血清中的抗量成正比。這種試驗的優點是靈敏度高、結果具明確。
我們等待結果。真可謂不勝企盼之至。我打賭說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過數目估計相當低。究竟低到計麼程度，我希望還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會攤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機會吧。爲了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計，證實1876年時偏遠的紮伊爾北部普遍出現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
終于，艾滋病實驗室找我的電話來了，說試驗已全部完成。
酵素鏈免疫吸收檢定的一系列檢驗，目的爲了尋找病毒抗。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沈澱法各個檢驗的證實，在600份血樣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也就是說1976年期間，居住在揚布庫地區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據巴黎克勞德·伯納德醫院的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1986年的一項研究內容證實，1976年，來自蘇丹的血樣中出現了0.8的抗比例，也就是說每1000個人中有9個是受了感染的。這個結論同我們在紮伊爾摸iagh情況非常相似。當然，我們並不就此罷手，我們要在“疾病控製中心”試試能否從這5份血樣中分離出aids病病毒來。大多數病毒
離了人就難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外，少則幾分鍾，多不過數小時，它們往往就在血樣中死去。爲了保證它們的生存，采集血樣的過程和隨後的保存措施，必須極其小心。揚布庫首次進行研究時，我們沒有用心在意。在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從病人全血中采取並保存好血細胞。可惜揚布庫的一批血樣沒有保存血細胞，而只是血清。
這些血樣遠涉重洋送到亞特蘭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幹冰運輸法。幹冰的溫度保持在攝氏零下幾度。但是，我們沒法回避曆經漫長10年這個事實。在保持病毒存活這一點上說，10年太長了。尤其一切相應條件遠不理想，滴定率相對說來很低。我們也知道，出現抗的5個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當時，還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還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發中的幸存者。這5個人誰也沒有出現任何像艾滋病這類疾病的症狀，——至少那時候沒有。
承擔從5份血樣中提取病毒這一項極不容易做好的任務的是一位年輕婦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簡·格徹爾。她身材高而瘦，年約三十五六歲，確是科班出身。由醫務技術員幹起，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就是在我們的實驗室裏完成的，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又參加了“疾病控製中心”的新疾病實驗室工作。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機會。她一如既往，又以她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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