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蟄伏戰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輪番炮火、毒氣和機關槍射擊的恐怖，還有一種奇怪的疾病威脅著他們的生命。主要症狀是腎衰竭和出血，二戰期間，這種疾病再次出現，在挪威和芬蘭兩地服役的德
士兵逃
厄運的絕無僅有。一直沒人能說清那是什麼病。只有一點，它似乎在戰爭期間滋生。有人說是細螺旋
疾病，得名于血液中出現長而細的螺旋菌，由老鼠傳播。另一種說法懷疑它系某類病毒所致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相同的是這類病毒群也由老鼠傳播。現在我們已知道的情況是這類病毒多見于歐洲，尤其多見于兩次大戰時多次戰役發生的地區。那裏戰壕中充滿了老鼠。
1915年時，在法的英軍部隊中，首次爆發這類疾病，統稱之爲“腎
腫”。在此前後，東部俄羅斯的港口城市海參威一帶平民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個攻擊點是侵入滿洲地區的日本軍隊，那是本世紀30年代。當時把它叫作“松花熱”。40年代盛見于中，統稱流行
出血熱，不可抗拒地繼續往甫蔓延。30年代以來在斯堪的納維亞，也有一種類似的疾病同樣著名，稱之爲腎耗損流行病。同亞洲的疾病有明顯的密切關系，但要輕緩得多。
這種疾病終于在醫學文獻中嶄露頭角。當時約有3000名聯合軍士兵得病，美籍軍人也不少，死亡400人。這種疾病每出現一次就換3個名稱。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麗出血熱”。其相同特點，據信還是傳染質，只是罪魁何在，查無實據而已。
追索腎綜合症出血熱病因的工作可以斷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擊，其實化驗，實驗，試驗也是瞎撞，談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種說法是把某種“滲透媒介”（說大白話，就是病毒）注入“自願”作試驗的人中去。說這是蘇聯進行的實驗。日本方面有同樣實驗的記錄，他們作過這類的實驗，把日本占領下的中人作爲罪犯抓來向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個名叫邁爾曼（myrhman）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做了一次更冒險的試驗。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的反應如何，結果沒有什麼反應。他又把從感染病人身上抽出來的5毫升血液給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沒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運：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經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爾·約翰遜和朝鮮同行賀玉李（ho wang le）（音譯）回到朝鮮實地調查。他們估計傳染禍首該是齧齒動物老鼠，所以從得過高麗出血熱而已康複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島上田鼠內的腎組織切片配合試驗，以觀反應。看來他的假設是正確的。他們分離出一種病毒，並以當地的江河命名爲“漢堂”（音譯hantaan）。此類病毒見之于一種名爲“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烏斯”（apedemusk agrarius）（音澤）的條紋田鼠。其不同征爲沿脊椎兩側長有金
毛皮條紋。卡爾此舉開創了先例，一時間大家都爭相試驗分離病毒，美馬裏蘭州弗雷德裏克有一所屬于美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軍事實驗室，該室的喬治·弗倫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爾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離出稀濃度、低含量的該類病毒。但是他沒用田鼠作試驗，而是研製出了另一種價格便宜、做來容易、較爲實際的組織培養基。
我對“漢堂”病毒的興趣始于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終不足以認定它的質和特點。明確他說，“漢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組織培養基，科研人員只能到此爲止。然而要認定這類病毒的類型，形狀，大小、結構和其各類近屬，必需能提取到高濃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邏輯的後續努力重點，當然是取得足夠應用和認定該類病毒的數量的病毒。有了足夠數量的病毒，我們才有進行常規診斷試驗的可能，才能擺當時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時候，想要認定一例人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腎組織切片一起試驗才行。
這個問題後來是自行解決的。保爾·普賴斯和卡爾·約翰遜兩人在“疾病控製中心”“克隆”出一條組織培養基細胞線，取名爲“維洛e6”（vero e6）。這裏說的克隆，就是將一個單細胞不斷分裂，産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爲共同祖先遺傳物質的同樣的單細胞。此舉果真妙極，像拉沙熱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熱病患的病毒的提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腎綜合症出血熱自然不妨一試。我們的目標不外乎取得足夠病毒粒子，以供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所需。使用電子顯微鏡時，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專用格柵上，然後，電子射線就能顯示病毒原形。只要我們摸清了病毒的形大小和構造，我們也就能分析出這個病毒的屬類來。問題是一定要高濃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左右，至少應含100萬病毒。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爲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高濃度的病毒是決不可少的。如果組織培養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于我們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最終我們一定能找到我們想找到的更好的診斷試驗方法。
我找卡爾想聽聽他對我做的實驗的看法。此時卡爾正准備辭去“疾病控製中心”的工作，調去美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供職。
“喬，”他答道，“我不想
費自己的時間。”“我們想讓‘漢堂’在普通‘維洛’細胞裏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難相信它能在‘e6’細胞裏生長。”
盡管他悲觀，我想我們仍應繼續試試。同我們前一陣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熱項目的唐娜·薩索負責安排可供我們試驗用的培養基，我們要眼見爲實、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我們預期的那樣繁殖起來不可。我們准備使用的病毒就是卡爾和賀王李從齧齒類運動材料中分離出來的。一開始，進展極其緩慢，我幾乎有點沈不住氣了。接下去又過了一兩天，卡爾來實驗室串門。
“關于實驗的問題，我說得不對，”他自我檢討說。“當然，你應當試試。不能因爲‘維洛’沒搞成而把試試‘e6’的門也關死。兩者可能不一樣。”
他這兒句話給我鼓了大勁。同誰比，卡爾都是個精明而十分實事求事的人，在知識面前從來不弄虛作假，對事業，始終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責人自責，真是最好的良師益友。
我們花盡心血，病毒堅決不同我們合作。堅持不承認我們的細胞線的存在。後來實驗只得中止，因爲出了細菌沾染。這一下我們被迫另起爐竈，打開冷凍箱，再找齧齒類組織材料。這次使用的組織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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