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喬出現在拉各斯機場時，由于連續飛了24小時，雙眼連看東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機場髒亂嘈雜，世無其二。我們旅行了這麼多年，跑過許多地方，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飛機場會有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正在我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發覺自己被兩部分人攔住了：一部分是我們“疾病控製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兩個尼日利亞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准，但他們肯定清楚我們的身分，都堅持要我們跟他們走。
他們已給我們買好機票了，他們說我們必須馬上跟他們一起飛往埃努古（enugu）不可。
爲什麼非得去埃努古？這一點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了解我們之所以最後能搞到尼日利亞政府正式邀請的原因是，有一名與上層有聯系的醫生幫了我們的忙，而這位醫生的所在
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醫學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沒有他幫助，我們可能永遠進不了這個
家。阿茲基韋死亡以後，我們足足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想法赴尼日利亞一行，找出阿茲基韋受感染的場所，一直沒有下文。所以對這位替我們打通關節的人，我們顯然是感激不盡的。現在弄不清楚的是，我們遇上的這兩位，同我們那位友好醫生有沒有聯系。
“再說一句，”兩位中的一個說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這兩位尼日利亞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們不理他們，徑直向已經停止轉動的行李輸送帶走去。輸送帶壞了，正發愁不知怎樣才能取得行李，他們卻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非要我們答應不可。“你們一定跟我們走。”他們堅決說。
還沒有等我的回答，他們又重複問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說，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他們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聽著，要是不願意馬上同他們一起去埃努古，那麼，爲什麼不現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給了他們？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我想我們早該預料到會發生這種歡迎我們去尼日利亞的古怪方式。前兩天，這種古怪的要求已經出現了好多次。我們陷入了電話包圍中：有在美頗有身分的尼日利亞人打來的，也有尼日利亞朋友的朋友打來的，還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亞朋友打來的，總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簡直不容易。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尼日利亞有人對拉沙熱怕得要死。
我們思忖，爲什麼都在這個時候一起來要呢？
這段時間裏，我們同沃爾·托莫裏聯系不斷。他肯定了我們最壞的估計：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熱病例報告。傳說死亡率不小。這樣我們才知道，尼日利亞爆發了拉沙熱，可能還不止一，就是不知道具
在哪裏。雖說我們隨身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隨便就給了這兩位歡迎我們的尼日利亞人呢？情況究竟如何，我們不清楚。這兩位到底是誰，我們更不清楚。另一方面，爲拉沙熱方這一種葯物尚未經fda（美食物與葯品管理局）批准。我們所有的權力不過是應用于臨
實驗。我們決定由我們“疾病控製中心”的同事陪同從這兩個人身邊溜走，應諾說我們明天一定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們人雖然離開了機場，“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請給我們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聲仍在耳邊回響。
在我們正式著手調查疾病爆發的情況之前，先得坐下來同尼日利亞政府的代表討論一下情況。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難纏和折磨人的事。想談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難不過這兒。我們從同衛生部打交道開始，繞圈子。基本上是兩種情況：我們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聽他的，說我們該這樣做那樣做，沒完沒了。好不容易等他講完了，他會加一句說，對不起，他剛想起，我們該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們得到另外一個部門去找另外一個人，但是別忘了，先得與那人約好。約好真管用嗎？約了也不算數，約好的人不一定按時露面。
有時候，我們也會碰上幾個保證同我們合作的官員，口氣之堅決，態度之張揚，反而使我懷疑他是否可靠。
當然，什麼也沒兌現。我們等啊等，等不到一個結果。他們的借口和托辭多得是，似乎頗有道理。過不了多久，我們終于明白了，這麼說，那麼說，都一樣。他們真正要說的是：要錢。
有一位政府官員答應爲我們提供一輛車子，並由他們支付現場費用。我們不相信他，後來我再一想，說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後我們決定離開拉各斯去內地，自己去看一個究竟。但是，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找一找同阿茲基韋接觸過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屬，看看有沒有感染上拉沙熱病的。我們可以從名叫納西迪的醫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學專家的實驗室裏找到這方面的答案。沃爾也在接到我的電話後去找了阿茲基韋的家屬打聽了一些情況，還采集了若幹血樣。他把血樣帶回拉各斯交給了他的好友納西迪的手裏。納西邊原來是個蘇聯留學生，回時，不但取得了學位，還帶回了一個俄羅斯妻子。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穆斯林，對宗教和生活的態度奉行的是實用主義方針。有強烈的幽默感。他現在所缺乏的是做沃爾所提供的血樣試驗所需的試劑。一時間動不了手。他得等我們到了他那裏以後再說。
我們顧不得時差勞頓，打開行李，取出試劑，立刻開始試驗。大家滿懷期望，站在周圍等待結論。動手做試驗的首先是納西邊。我們站在他旁邊做記錄，按照阿茲基韋家屬成員和朋友的名單的前後順序逐個記下結果。最後，納西迪一聲不吭，站了起來，也讓喬看上一眼，誰也沒有比喬見識拉沙熱的試驗多。此時，納西迪開始蹦跳起來，興奮，高興。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爾談到有得過類似拉沙熱一類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陽
。”
納西迪高興的是科學論據上的一致，當然不是有這麼多的受苦受難的同胞。
“這個結果證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樣的都是，”喬說道，連看了我一眼，“因爲名單上的人幾乎都是陽。”
第二天，我們又上路了，把納西迪也帶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離這裏兩小時的路程。我們希望能找到沃爾，想當面聽聽疾病爆發的情況。卡車後備箱裏還裝著一個液氮容器，好采集我們需要的樣本，當然也准備了采血時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兒了。可是，按照納西迪的說法，政府答應提供的物資該有一大串。這些話到底算不算數，難說。
至少我們算有了一輛車子，還挂著外交牌照。車子是約翰·納爾遜（john n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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