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科學：猜想和反駁上一小節]果可以計算出來，一顆視方位接近太陽的遠恒星的光到達地球時，它射來的方向好象是稍微移開太陽一點；換言之，接近太陽的恒星望上去就好象離開太陽一點，而且相互也離開一點。這情形在正常情況下是觀測不到的，因爲這類恒星在白天由于太陽光線無比強烈而看不見；但在日食時卻可以把它們拍攝下來。如果同一星座在夜間也給它拍照，我們就可以計算兩張照片上的距離，核對預期的效果。
這個事例之所以給人以深刻印象，是這種預測所擔受的風險。如果觀察表明所預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這個理論就被幹脆否定掉：理論和某些可能的觀測結果不相容——事實上這是愛因斯坦以前的任何人都會指望的。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況是，弄到後來，所討論的理論同絕無任何共同之
的人類行爲都無不吻合，因此幾乎無法描述任何可以說它不能證實這些理論的人類行爲。
這些想法使我在一九一九——一九二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結論，現在可以重述如下。
（一）差不多任何理論我們都很容易爲它找到確證或證實——如果我們尋找確證的話。
（二）只有確證是擔風險的預言所得的結果，就是說，只有我們未經這個理論的啓示而可望看見一個和這個理論不相容的事件——一個可以反駁這個理論的事件，那麼，確證才算得上確證。
（三）任何“好”的科學理論都是一種禁令：它不容許某種事情發生。一種理論不容許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四）一種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駁掉的理論是不科學的。不可反駁
不是（加人們時常設想的）一個理論的長，而是它的短。
（五）任何對一種理論的真正檢驗，都是企圖否證它或駁倒它。可檢驗就是可證僞：但是可證僞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論比別的理論容易檢驗，容易反駁；它們就象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似的。
（六）進行確證的證明，除非是真正檢驗一項理論的結果，是不算數的；而這就是說，它可以看作是一項認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證僞理論的嘗試。（我現在把這些事例稱爲“確證證明”。）
（七）有些真正可檢驗的理論，發現是僞的，仍舊被贊美者抱著不放——例如專爲它引進某種特設假說，或者特地爲這個目的重新解釋這個理論，使它逃避反駁。這種手法總是辦得到的，但是這樣營救理論免于被駁倒，卻付出了破壞至少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我後來把這種營救行動形容爲一種“約定論者的曲解”或者“約定論者的策略”。）
所有這些可總括起來說，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是它的可證僞或可反駁或可檢驗。
二
我也許可以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論作爲說明的例子。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顯然滿足可證僞的標准。即使我們當時的測量儀器不容許我們十分有把握地對檢驗的結果下斷語，但是駁倒這種理論的可能顯然是存在的。
占星術經受不了這種檢驗。占星術士對他們所相信的確實證據極端重視和極端迷信——以至于他們對任何不利的證據都完全無動于衷，還有，他們把自己的解釋和預言部講得相當含糊，以至于任何有可能駁倒他們理論的事情（假如理論和預言說得更明確一點的活），他們都能解釋得通。爲了逃避證僞，他們破壞了自己理論的可檢驗。把預言講得非常含糊，使預言簡直不會失敗，這是典型的占蔔者伎倆：使預言變得無從反駁。
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說，盡管它的一些創建者和追隨者作了認真的努力，最後也采取這種占蔔者的做法。在這種學說的一些早期表述裏（例如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革命”的質的分析），他們的預言是可以檢驗的，而且事實上已經被證僞了。然而馬克思的追隨者不但不接受這些證僞事例，反而重新解釋這個學說和證據以便使之相符。這樣他們營救這個學說不至受到反駁！但是這樣做的代價是采納一種使這個理論無從反駁的伎倆，這一來他們就給予這個理論一種“約定論的曲解、而且通過這一伎倆，他們就破壞了這個理論所大事宣揚的科學地位。
那兩種精神分析理論則屬于不同的類型。它們幹脆是不可檢驗的，無法反駁的。沒有任何想象得出的人類行爲能夠推翻它們。這並不是說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沒有把某些事情看對頭：我個人並不懷疑他們有不少的話相當重要，而且有一天會在一門可加以檢驗的心理學裏發揮作用。但是那些爲精神分析家天真地認爲證實他們理論的“臨
觀察”，的確並不比占星術士在實踐中找到的經常證明好到哪裏去。至于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和伊德（id）的宏偉詩篇，那就象荷馬從奧林匹斯山收集來的那些故事一樣，全都夠不上科學的資格，這些理論描述了某些事實，但是以神話的形式描述。它們含有十分有趣的心理學啓示，但是不具有可檢驗的形式。
同時我認識到，這種神話可加以發展，使之成爲可以檢驗的，從曆史上說，一切——或者幾乎一切——科學理論都發端于神話，一個神話可能包含對科學理論的重要預言。例子有恩增多克勒的試錯進化理論，或者巴門尼德的從未發生過什麼的不變整
宇宙神話，如果我們再給它加上一個維度，便成了愛因斯坦的整宇宙（這宇宙中也從未發生過什麼，因爲從四維說一切都是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和安排好的）。因此我感到，發現一個理論是非科學的或者“形而上學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並不會因此而發現它是不重要的、無關緊要的、“無意義的”或“荒謬的”。但是，不能認爲它得到了科學意義上的經驗證據的支持——盡管從某種發生的意義上說，它很可能是“觀察結果”。（這種前科學或僞科學質的理論還有許許多多，其中有一些，不幸也象馬克思的曆史解釋一樣地頗有影響；例如，種族主義的曆史解釋是又一種可解釋一切的很有影響的理論，象天啓般地感應著智力不平常的人們。）因此我建議用可證僞標准想要解決的問題，既不是有沒有意義的問題，也不是關于真理或可接受的問題。它是在經驗科學的陳述或陳述系統與一切其他陳述之間（不論是宗教的、形而上學的或幹脆是僞科學的）劃一條線的問題（就盡量能做到而言）。多年後——那當是在一九二八年或者一九二九年——我稱我這第一個問題爲“分界問題”。可證僞的標准就是解決這個劃分界線問題的一種辦法，因爲它說那些陳述或者陳述系統要夠得上科學，就必須同可能的觀察或想象得到的觀察發生矛盾才行。
三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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