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佛教入門上一小節]定以後，大概未有多久，這個以婆羅門爲最高階級的觀念，即已形成。第二階級爲從事治安及保衛人民的武士，稱爲刹帝利；第三階級爲從事農工商業的一般庶民，稱爲吠舍；第四即是最低階級的奴隸或賤民，這是以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原住民爲主的，稱爲首陀羅。
這種階級製度，當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佛教之能在婆羅門教的
土中，得到發展的機會，原因當然很多，反對階級製度，主張四姓平等，乃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可惜，當佛教被回教消滅之後，印度教再度擡頭，階級製度依然存在。而此階級製度的規定，即載于他們的神聖的吠陀的聖典，所以相互爲因，根本無法廢除。
吠 陀
婆羅門教的第二特
，是把他們來自天啓的聖典，視爲絕對的真理之所在，共有四類，總名爲吠陀（veda，意爲知識），即是他們的四大根本教典。
(1)梨俱吠陀：這部書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獻，也是全
印度歐羅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獻，總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贊歌，在其中看到了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率直地吐露了他們對於宗教的感情，對於種種神明的奉祀與祈禱，其中有關前面所知蘇摩酒的供養之
很多。這些贊歌，由祭師階級的婆羅門，代代相傳，且爲以口傳口，不以文字記載，視爲無上的神聖。
(2)沙磨吠陀 及
(3)夜柔吠陀：在內容方面，此二吠陀，不出梨俱吠陀的範圍，乃是爲了使用于各種不同的祭典，編集而成。
(4)阿闼婆吠陀：大致也和梨俱吠陀類似，所不同者，其中有著很多用于各種場合的咒術及魔術，這是它的特殊之。所以近代學者之中，有人以爲阿闼婆吠陀，或者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間信仰之影響，才有這樣的聖典出現的。
除了以上四種被稱爲吠陀「本集」(samhita)或吠陀文獻之外，尚有《梵書》(brahmana)、《森林書》(arangaka)、《奧義書》(upanisad)等三種，也應包含于吠陀文獻之內，而被視爲《天啓書》(sruti)，以別于後世産生的《聖傳書》(smrti)。其中特別是《奧義書》，宣說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學，故爲研究印度哲學學者們，極其珍貴的文獻。到了西元紀元之後，婆羅門教的內部，也發展出了各式各樣的哲學學派，不過，凡是屬于婆羅門教的任何派別，無不將《天啓書》視爲絕對的神聖。
總之，婆羅門教雖可因爲時地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對于婆羅門階級的特權和吠陀神聖的信念，乃是永遠不變的。當回教侵入印度之後，用武力壓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自屬事實；然在下層的賤民社會，取得許多人的真心信仰，苦于宗教的階級製度，亦未嘗不是原因之一，這是可想而知的事。
恒河流域的文明
再說，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漸漸向東方移動擴展，到達了恒河流域。在西元前五百年頃，恒河流域的文化，已從傳統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機運，大大小小的許多王，已漸次成立；那些共和政的家，人民居住在一個一個集的村鎮裏，遇有大事，即在樹蔭下或公共的會堂之中集會討論，會中如果無法求得全場一致的通過，便由調停委員會來理歧見的糾紛。他們的政治領袖，雖稱爲「王」，卻是由人民推選出來的。他們的生活，是以農耕與畜牧爲主，農村之外，也有從事鍛冶及陶器等職的村落，工商業者已有了各自的同業公會的組織，城市則爲財富的積蓄中心。在恒河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的肥沃的森林地帶，已被這些人們開拓成了景幽美的殖民地區。
當然，在原則上，他們依舊承認婆羅門教的特權，然在這片新開發的土地上，不論在經濟或政治方面，均呈現著新的氣象，因此也開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們試著發出了疑問：「我們在這新環境中，開辟了土地，組成同業公會，進行著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建設了新的都市，爲什麼在宗教方面，還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對于我們無法接近的吠陀聖典，以及世襲的婆羅門階級的特權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滿足自身的希望嗎？」于是，便産生了一種新宗教的要求。
新興的宗教
所謂新宗教，當然是和傳統的婆羅門教不同。那是不依賴傳統信仰和聖典的權威，而是基于各自的驗所産生的信念；也就是說，不要仰仗外在的給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尋求，來滿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這樣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熱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務俗累，走出家庭，隱向山林，專心于精神的修養，以期從切身的驗之中，徹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惱。像這樣的出家人，當時即被稱爲沙門(”sramana)，他們在婆羅門之間，也可算得上是爲求真理的良師，窮年竟月地長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羅門教的《奧義書》中，也曾說到過；可惜，在婆羅門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權的限製，不能活用《奧義書》或自由地加以討論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門那樣，如想達成這個目的，必須放棄他們的特權和家庭，跟著沙門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羅門來，沙門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們對于這樣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爲奇，所以供給
食，使得他們沒有生活之憂，得以一心修行。這一風氣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時，已由沒有組織的雲
狀態的個別的沙門群中，出現了好多位擁有數百名乃至數千名弟子的大沙門，各自成爲一個教團，以他們自己所得的道理，教導他們的弟子。
這種思想的傾向，是自由化的結果，但也不是統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極爲活潑和繁雜的時代。最不可思議的，在這些新興宗教的沙門團之中，竟有一種極端的唯物論在內，他們宣揚現實的美好，嘲笑婆羅門的宗教和世間的道德。這一思想對于當時的印度社會，影響很大。但是，無理地迷信神權和天啓，固然不是人類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現實世間的名利物慾，更非人類的幸福之道。爲了挽救這兩個走極端的思想危機，所以在許多的沙門團中，出現了兩個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jina）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僅在發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幾個共通之，例如，兩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階級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點，耆那教與佛教，都是反唯物的無神論者。不過，兩者的命運卻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並，複遭回教徒的徹底破滅；耆那教卻在印度曆史上，從未中絕過，目前尚有一百萬左右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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