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海岩的中篇小說《死于青春》講述了一個年僅十九歲的警察的悲壯的故事。當我讀著這部九萬多字的作品時，我的情緒隨著主人公陸小祥的命運的沈浮，重重地被一種早已消逝的對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膽的恐懼感所籠罩。慘絕人衰的唐山大地震，勞改農場監改幹部中的複雜鬥爭，使那些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無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顯出猙獰的面目。一個純厚正直、執拗的追求真理、本該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與愛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維護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的、純厚的、仁愛的關系中所作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關押起來的罪證，最終死于他的至
好友劉成德的槍彈之下。讀完陸小祥的故事之後，人們能不義憤填膺，仰天長歎：誰之罪？
我沒有全部讀過作者的小說，只讀完了《啄木鳥》編輯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個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鄉》和上面所說的《死于青春》三部。從我所讀過的這三部小說中，我以爲《死于青春》寫得最爲深刻，最爲成熟，也最耐咀嚼。其所以深刻，是因爲作者不僅寫出了青年主人公陸小祥的富于個
的格和哀婉動人的故事，而且從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這一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系以及造成他的人生悲劇的社會原因。這部小說所概括的社會問題，既有當時的時代特點，又具有一定的普遍。
小說的全部情節、人物糾葛以及生活畫面，自始至終是通過第一人稱的“我”的回憶、倒敘和內心自白而得以展開的。“我”在十年前曾經是市公安局的一個共青團委書記，年輕的姑娘，地震之後被派往震區——清河農場參加抗震救災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結識了與她一起工作的當地的警察陸小祥，兩人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萌發了熾熱的初戀。陸小祥雖然缺乏較高的文化教養，但他的心靈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感情、純厚的扶危濟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達到剛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險阻而勇于獻身的革命責任心深深地打動了這個從城裏來到農場的姑娘，兩個人在孩兒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熱烈地相愛了。由于社會環境的不正常（在勞改農場這個被認爲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左的思想不斷升級，以及孔局長一類人物的欺上瞞下獲取個人升遷的資本的行爲，等等），陸小祥的一切作爲，一切在常人看來是正當的、有益于革命事業的舉動，都成了構成他破壞抗震救災、同情反革命的罪證。他被關押審查，但他拒絕作檢查，拒絕承認錯誤，惡劣的環境和非人的待遇並未迫使這個雖然入世未深然而卻與環境不妥協的青年改變初衷。他的青春是壯麗的，狂放的，透明的。他雖然死在人民政權和朋好友的槍彈之下，但他的結論卻不能由孔局長一類人物去作，父一般仁慈、寬厚、苦幹、爲人民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洪場長以及農場的鄉們深情地、憤怒地安葬了他的遺
。這樣一個警察，他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純厚的鄉情，同當時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對抗的矛盾，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最後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2他的悲壯的死亡，對于一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社會來說，帶有普遍。陸小樣雖然離開人世已經十年了，我們的社會已經由一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社會，轉變到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時期，“我”對小祥的眷戀依然那樣強烈，並沒有因爲時間的流逝而
滅，並沒有因爲生活的改變（大學畢業了，結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將小樣的期待遺忘，每當對丈夫繼平的庸俗的靈魂産生某些厭惡的時候，這種強烈的眷戀就達到不可抑製的地步，以至于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裏團聚享受著天倫之樂的時節，“我”卻棄家而出走，來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澱農場，尋找失落的舊愛，追回甜美而苦澀的記憶，憑悼那個在
流的河灘擁抱了她、吻了她，從而在那一秒鍾裏享受了一生全部愛情的陳小祥的墳苦頭一
如果把陸小祥的悲劇理解爲人道主義思想與不人道的社會政治的沖突還不至于大錯的話，那麼，我還要說，“我”的離棄丈夫、公婆、雙而出走，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真正的有意義的生活的追求與庸俗寡談人生的沖突。個人與社會的沖突，以至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從而作出出走的決斷，這不是某一社會所獨有的現象，而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的解決。我們也不必諱言在我們這個新的社會製度或新的曆史時期存在著這樣的悲初；也不必把文學作品裏寫了這樣時沖突和悲劇就上綱爲爲社會主義抹黑。陸小樣的悲劇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闖三十裏長堤，在爲迎戰暴動的犯人而組織的敢死隊裏所表現的英勇豪氣，揭露馬盛利醫生在震後見死不救時的血氣方剛，爲埋葬劉成德的父而慷慨地獻出自己准備結婚用的大立櫃，由于揭發了秦文忠而導致秦文忠被捕之後的心理的矛盾與自責··。…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協調的思想、品德、因素、舉動，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謬誤的排拒，是人道主義的
世思想；而這些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即以階級鬥爭爲綱相抵觸的，最終是爲當時的社會所不容的。十年之後，“我”的出走，也是個人與社會沖突的一種表現，不過，這次的沖突同小祥與社會的沖突，質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筆下，“我”的追求是相當源俄的。但可以看出，“我”時時把現在的丈夫與小祥放在一個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學當作自己的追求與哲學，于是就對繼平的庸俗（亦即社會的庸俗市儈傾向）産生了厭惡，從而使家庭生活出現了斷裂。既使作爲肉的小祥已經在這個現實世界上不複存在了，但作爲精神的小樣卻在她心靈中永存。不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熱情，他的倔強粗野，他的羞澀局促，而且還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壓而犧牲人與人之間的純厚的情誼和了解，爲人民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社會責任感，時刻都成爲在“我”
中湧動著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繼平身上所看到的，卻是一個甯可辭掉醫生的職務而到中外合資的大飯店裏做按摩師以獲取更多的錢的委瑣而庸俗的靈魂。也許她是一個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對市儈主義的鄙棄卻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誕生的一種時代意民小說在這方面的畜葯顯得太少戶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爲深刻的原因，這不能不是一個減弱了作品的現實感的缺憾。
（死于青春）所采取的敘事方式，決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序列而結構情節的寫法，時不時
入一些敘述者的心靈的剖……
《誰之罪——評海岩的《死于青春》(劉錫誠)》全文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