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的出現，源于
內的整頓三風。所謂三風，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據我的揣想，所以提出整頓三風，一方面是察覺到這些有害風氣已在滋長，非抑止不可；同時，也是對東歐一些社會主義
家發生的事變引起了警覺和反省。這本來是很值得贊美的舉措。特別是把它與不久之前陸定一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聯系起來，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當事者沒有充分地預先估計到，人民群衆竟有那麼衆多和尖銳的意見，加上當時少數敵對分子乘機反攻，以及個別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撈一把，問題就變得複雜起來了。終于在中的現代曆史上寫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頁！
話回到整風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文聯組織了一個文藝界人士赴西北參觀的旅行團，參加者有馮至、朱光潛、孫福熙、常任俠、張恨
等幾位先生。我也是團員之一。這個參觀團的組織目的，文聯領導沒有什麼說明。我個人以爲，是讓我們在
身經曆中了解新中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時也使原來有些壓抑情緒的知識分子舒暢一下精神，或者寫作一些歌頌
的新作品吧。我們到過陝西、甘肅兩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銅川、延安、蘭州、玉門等地，的確受到了許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藝術上的感受。特別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幾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種夢幻的世界裏，它給我美感，也使我沈思。這些夢境余痕，曾經斷片地殘留在我後來所寫的回憶詩篇裏。
8月底，我們從蘭州回到北京。爲了寫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雲寺住了個把月，才回校居住。這時，整風運動已經開始了。我聽到消息，心中充滿了愉悅與希望！因爲在過去幾年裏，和政府的確做了不少開拓曆史新頁的事件，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在某些領導幹部身上也確實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所批評的三風，有的還可能相當嚴重，而這無疑不利于人民的進步事業的。現在察到它的危害，並且人張旗鼓，加以整頓（特別是采用了“開門整風”的好辦法），作爲一個共和的公民，作爲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我怎能不“踴躍三百”呢？
我急忙問一位我比較熟悉的校領導同志，學校的整風工作什麼時候展開？將如何安排？他沈默著沒有回答。我後來才知道校領導之間對此意見不一致。有的領導認爲，整頓三風是全的運動，我們學校事實上沒有這種現象，所以不一定要進行。我聽說後，頗爲失望。接著想，整頓三風雖然關系到運民心，但究竟是內的事。我作爲一個老百姓（盡管平時很關心家的命運），又何必那麼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會各界幫助整風的空氣更濃了。許多機關紛紛召開整風座談會，報刊上爭相發表了各種人的指摘和批評意見。的喉
《人民日報》也忙于征求和發表這類文章。承它的邀約，我撰寫了《破
前進》的短文。此文在反右鬥爭中當然成了一大“罪狀”。但近年來我偶然翻到它，覺得態度再平和不過了。
不久，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了的宣傳工作會議。與會者除多數內的各級幹部外，還特邀了一部分外民主人士參加（他們後來大多被劃爲右派）。我和同事黃葯眠也被邀請出席。這次會，由毛澤東同志作主要講話。他老人家一面不斷地吸著香煙，一面滔滔不絕地演說。他勸我們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幫助除去三風，以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進行。他還特別舉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鬧革命不顧個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勵我們。他當時給我的印象，不僅言詞是雄辯的，態度也是誠懇的。他感動了我。我自以爲已經把握了中央的整風精神。此後，在參加北京市各機關所召開的座談會上，我的發言都更加積極和痛切（我後來在
掉右派帽子時，寫過一首七律，它的次聯是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憂時有激言”）。我甚至對那些一起參加座談會而發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譏笑，以爲他們態度太穩重了，缺乏一種對革命事業應有的熱情。
好！時間過去不久，“工人說話了”！形勢陡轉直下。昨天那些幫整風的忠誠言詞，現在都成了向進攻的反動言論！首先受到炮火轟擊的，是那被認爲有政治野心的“章羅聯盟”。接著受到揭發批判的，是民主派的秀才們的“篡權”科學計劃。文藝界的所謂“丁、陳集團”也被重端了出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劫難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頭上來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載了一則揭發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學研究部的辦公室秘書（我的最接近的下屬）。戲劇就這樣開場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上，雖然有人側重揭發，有人著重分析、批判，但口徑是一致的。我的總罪名，就是“反、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許多平日近或者往來的同事、學生，在批判會上，不管是否違心，總得來它幾句，否則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敵我，或者對敵人不能劃清界限了。
批判的內容，自然重點是政治態度，即上面所說的“三反”。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談話和近來參加整風座談會的發言，但是單憑這些素材很難構成“三反”的內容。爲了形成有力的“起訴書”，就不兔掐頭去尾，附以主觀解釋，再加上那些預定的、公式的判決詞，我的罪名便無法掙了。要知道，這不是法庭，是群衆批判會，既無辯護律師，又不容自己進行解釋和辯正。群衆的一切批判語言，就是鐵的定罪條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還需有學術罪名的批判。因爲我是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呀！爲此，頗忙煞那些青年秀才們。因爲我在新中時期所發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寫的，就是“豆腐裏找
骨頭”，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證，或者倒會有利于我這個“被告”。他們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後漢”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寫作的舊文。校內外圖書館裏那些塵封已久的書刊被折騰出來，所搜求的獵物被翻來檢去。據我所記得的，我那時被批判的“反動觀點”之一，是“文化遺留物”說。其實，大家知道，那是英文化人類學者e·b·泰勒的著名觀點，又爲後來的人類學者們所繼承和發揮的。不錯，在我最初從事民間文學探究的時候曾經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
現在早期的一些論文中。但我在後來的學術工作中已經摒棄了它。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後期，特別是40年代以後的論著就會明白。經過新舊兩重天的社會，到了50年代後期還要揪住它，不過是在打“死老虎”罷了。
爲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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