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五十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谷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想把己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份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沈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複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著出書幹什麼？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幹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
，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娴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滿服氣，不斷笑著點頭自語：“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志任編輯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彜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讀那些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沖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
缰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後說：“民歌很好，只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了，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彜族民歌。”我說：“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著又建議把關于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
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績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練。于是我又爲他因曆史問題總是不能入
而暗表同情。
《彜族民歌選》不久在《民間文學》上發出來了。這是彜族民歌首次與全讀者見面，涼山月
泸沽風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許是有意嘉獎，曾祺寄來稿酬超過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費。
他寫文章談論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煙壺》發表後，《文藝報》要發篇評論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問我找誰好？我說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說他就寫了。文章發表後我向他致謝，他說：“先別高興，我還有話沒寫上呢。你那個庫兵不行，是個多余的人物，這篇小說沒他什麼事也礙不著，只因爲你對這種人物有興趣就寫上了。這不行！破壞了結構的嚴謹。我只在文章中說你九爺寫得好，沒提這寫得不好的庫兵，給你留點面子，當面這意見還得告訴你！”
他對《煙壺》這條意見，我沒跟別人說過，不想泄這個底。爲了紀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衆。他完全說對了，我心服口服，不過我不想改。
他對《戰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這篇東西是他女兒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說很有限力，開始邊看邊說：“鄧叔叔這篇東西寫得不錯，寫得不錯。”可越看越泄氣，看到後來把雜志往桌上一扔說：“挺好的開頭，結尾砸了，全完！”聽女兒這樣說，他才拿來看。他說：“開頭真不錯，以喜劇手法寫人物的悲劇
格，多好，而且已經完成大半了，怎麼突然弄出個正面結尾？真沒勁，真糟蹋材料！”我有點懊悔地說：“原來我是寫成此人一事無成的，刊物主編看後說，這樣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鬧笑話，毫無作爲，是不是太沒意思了？不過改不改隨你，這只是我個人看法。我聽了這意見後才改成這樣……”曾祺說：“不在人家提意見，而怪你自己沒主見，沒主見說明你對生活理解、判斷得還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說：“不錯，我也確實感到主編意見有道理。”他聽了連連搖頭：“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還是我這女兒有點眼光！”
汪曾祺近年來被人們稱爲“美食家”，我很高興，也爲斤瀾抱不平。五十年代斤瀾的烹調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溫州菜“敲魚”在北京文化界獨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種也多樣。曾祺桌上經常只有一葷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盤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時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間屋。有個煤球爐子，冬天放屋裏，夏天放門外。趕上做飯時間到他家串門，汪曾祺准在圍著爐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萊還不出名，作的品種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黃瓜，冬天拌白萊，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幹絲”和“醬豆腐肉”。前者是揚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幹與南方香乾有別，不是那個味，汪先生有時就用豆腐絲代替。味道也過得去；後者是他耳聞加獨創的吃法，聽別人說了自己又揣摩著作的。質量不大穩定。五一年冬天一個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東單三條曾祺家喝茶歇腳，一進門就聞到滿屋醬豆腐味。爐子封著，爐蓋上坐著小砂鍋，隔幾秒鍾小砂鍋“樸”地一響。我問他：“大冷的天怎麼還封爐子？”他說：“做醬豆腐肉，按說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鍋好，可我怕煤氣中毒，改爲白天。午飯吃不上了，得晚飯才能炖爛。”我歇夠
告辭，走到院裏碰上九王多爾衮的後裔金寄
。閑聊中我說到曾祺怎樣炖醬豆腐肉。寄搖頭說：“他沒請教我，這道菜怎能在爐子上炖呢？”我間：“在哪兒炖？”他說：“當年在王府裏我見過廚子做這個菜。廚房地下支個鐵架子，鐵架子底下放盞王八燈。砂鍋的鍋蓋四邊要毛頭紙糊嚴，放在鐵架上，這菜要二更天開炖，點著王八燈，廚子就睡覺了，燈裏油添滿，第二天中午開飯時啓鍋……”他說王八燈是鐵鑄的油燈，黑，扁圓型，有五根芯管，看著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問曾祺醬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沒說好壞，只說“還得試”！
後來我在他家吃過兩次“醬豆腐肉”。兩次味逍、顔都不盡相同，看來整個五十年代都還沒定稿。
57年後我倆各奔東西。斤瀾也下鄉長期勞動，只在每年春節回北京探
時三人相會一次。見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長，本應我們去看他，二來跟他烹調手藝長進也有關系。斤瀾廚藝落在他後頭了。
文化大革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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