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作爲奉張政權的開創者，盡管他是比較走運的，可以說是青雲直上，迅速的登上了東北王的寶座，但他畢竟也是曆盡艱險、費盡心機，才有了這份家當的。也許正是他深感世事多變，創業艱難、並自知才疏學淺難孚衆望吧，所以平時重視招攬人才，注重聽取謀士意見。他對兒女的學業也是極爲關注的。尤其對張學良，更特地請省城有名的舉人，名儒作他的塾師，也正如王益知所說的：“張學良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延臺安舉人崔駿聲作開蒙師，續請海誠老儒楊景鎮（雨辰）及白永貞、金梁諸人講授五經四書。學良穎悟異常，多所記誦……還有金梁（息候）亦曾教過張學良。據其所寫資料，‘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又說，‘漢卿英敏過人，尤嗜文藝，銳氣革新，余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共續輯書目，修奉天通志，設故宮博物館，複興翠升書院，皆次第舉行’。所說多是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以後事。如翠升書院曾聘王晉卿、吳摯甫諸名家主講，沈陽故宮博物館長由金先生擔任。惟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沈陽原有四庫全書一部藏于故宮文溯閣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實現。”①無疑地，這些名師的教導，使張學良打下了比較紮實的
學基礎。後來在囚系中他遍覽古籍，尤愛研讀明史，有時還寫點古典詩詞，想來與他早年的舊文學功底不無關系吧？
然而，當他步入社會，開始了他那走南闖北的軍旅生涯時，他卻更注重實際了，有人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不愛聽；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說教，他也覺得頗似空談。他常說：“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主義有什麼用？”還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主義不主義，不相幹，各照各的幹。”
莫非他真的是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嗎？那倒也不是，對于內外的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對于外文（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尤長于英語，據說西安事變時，他與宋美齡、端納談話時，就常常講英語；後來在幽禁中，他還訂了英文的《字林西報》。）的學習，他卻是很努力的。而這個基礎，正是在青少年時代打下的。就說學英語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啓東擔任教師。王正廷之
亦教過一個時期。至于重點學習英文，是在沈陽基督教青年會。”②當時，張學良曾任沈陽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
自講解。後來，赴美留學歸來的閻寶航，作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兩小時英語，旁及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之常識有所增益，對于教會有所理解，終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是不無影響的。”③這也就是說，他那時積極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要並不是爲了信教，而是爲了學習西方，學習外語和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及至隨後子繼父業，成爲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顧問秘書，亦仍有不少知識淵博的專家學者，都使他受益匪淺。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師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長在一個軍閥家庭裏，一些源遠流長的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對他也有較深的影響。這從奉系乃至東北軍中一些將領的作風，以及張學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盡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總還是委曲求全來看，都表明他存在著一定的封建正統觀念。盡管張學良後來爲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及促進第二次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成爲千古功臣，但卻也仍有他的曆史的局限
。
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流，近代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帝愛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導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實與當時的時代、社會曆史環境、與他耳聞目睹帝主義的蠻橫無禮，與嚴重的民族危機有密切關系。
那時，年輕的張學良不僅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不僅學業大有長進，而且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方面，也是個活躍分子。有一次青年會爲赈濟河北
災舉行義賣，人稱大公子的張學良，也積極爲救濟災民而奔波。“他著紫
裳，在會場往來穿梭般活躍，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勸購，高呼‘密斯特’，賣得最多。”④那時青年會常邀請各地名流來此講演，這也對他啓發很大，他說：“幼時對家異常悲觀，以爲中將從此任列強之割宰，無複望矣。及十四年前于遼甯青年會聆貴校（按：此系張學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對南開大學學生的一次講演，見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報》）校長張伯苓先生《中之希望》之講演，中有‘中之希望不在任何
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雲雲。予聞此大悟悲觀之非當，乃立誓本個人之良心，盡個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余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張學良公忠
，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于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１９２０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爲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松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爲“三·八”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于戰功卓著，被晉升爲中將，成爲獨擋一面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張學良跻身軍閥行列，舉足輕重，照說他會離人民越來越遠，發展下去，甚至也會象其父那樣，成爲割據一方的大軍閥的。然而曆史的辯證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他非但沒有被“溶”過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觀秋
中，他就表現了強烈的禦侮自強的精神。那時，面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理的挑釁行徑（他們故意讓他參觀甲午戰爭時日本從中奪去的所謂‘戰利品’）張學良義正詞嚴地正告對方：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已不是甲午之戰時之中了，並明確表示：“你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們中也能做到，你們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們中也能做到，請君等拭目以待。”話雖如此，他仍不能不爲中的前途擔憂，並常爲此向父涕泣陳詞，力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曾沈痛地說過：“余自十九歲參加內戰，不論勝敗如何，無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
，都看到民衆所受戰爭之苦，將士死于無意義之鬥爭，若爲維護權而犧牲，則何等光榮。”
在他寫給在日本留學的胞弟張學銘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說：“我們要爲中華民族造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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