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年春天，當時坐鎮北京、做了中華民
陸軍大元帥和安軍總司令的張作霖，由于內政、外交陷于絕境，致使北洋軍閥的這個末代王朝
于風雨飄搖之中。
就在這一年的四月初，民
南京政府以實現內統一爲名，調動蔣、馮、閻、桂所轄的第一、二、三、四集團軍，沿京浦、京綏各線北開，向張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區的防地進逼。面對北伐軍咄咄逼人的攻勢，奉軍三、四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楊宇霆認爲對方兵多將廣，且又是勝利之師，與之對抗，是不明智的，主張因勢利導，退兵言和，並一再向張作霖進谏，以便保存實力，免生後患。張作霖經過再三考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發表了主張和平的佳電，表示願與民軍息爭對外，退兵休戰，一場眼看又要爆發的更大規模的戰爭製止了。這本是好事，不料卻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滿，駐京津一帶的日軍，連日來調兵遣將，企圖以武力阻止民軍隊北進。但由于張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也暗中支持民軍的行動，所以日本人也無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並未認輸，軍事行動失敗了，就轉向外交訛詐，聲稱，他們允許民軍進駐平津，但必須平靜地交接，不得訴諸武力；對張作霖，則由日本駐華公使芳澤遞交了《覺書》，促其撤回東北。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讓張作霖繼續統治東北，而是計劃在張退返東北的途中，迫令奉軍交械，解除武裝，逼張作霖下臺；或者把他作爲傀儡，而由他們作爲東北的實際統治者。日本在《覺書》中狂妄宣稱：“中動亂行將波及京津，滿洲地方亦有蒙受擾亂之虞。大日本帝具有維持滿洲治安之責任，一旦發生事故，帝即將采取有效措施……”
從這殺機畢露的言詞來看，日本當局對張作霖已不再抱什麼幻想，這個所謂“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聽他們的，他們就要訴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幹掉張作霖嗎？
人們也許會問：張作霖原來同日本人的關系不是一直挺好嗎？怎麼會鬧到這種地步？實際這是不奇怪的。不錯，長時期以來，張作霖與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東三省政權、兩次直奉戰爭、以及打敗郭松齡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過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賣力地討好對方，說穿了，不還是爲了要確保他們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嗎？但由于日本人貪得無厭，需求無已，而張作霖又是從征戰殺伐中起家的軍閥，不甘心受製于人，任人擺布；加之，北洋軍閥
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興起，以及日益發展的工農運動的沖擊，都不能不使張作霖的獨立
的觀念日漸增強，對日本人的態度開始變得強硬起來，看到日本人對中如此傲慢無禮，也很不滿，常氣憤地說：“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們已經得到了那麼多的好，還不滿足，還在到伸手，連中打回仗，他們都要幹涉，也管得太寬了，這兩年我張某雖然運氣不好，可我手裏還有幾十萬軍隊，他們休想騎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張也不是那麼好惹的！”他覺得日本居心不良，對《覺書》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態度。但張學良和他的顧問們則認爲，對此不能意氣用事，對日本人的指手劃腳可以拒絕接受，但他們提出的關于撤退東北的要求，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他這才同意召集會議，研究《覺書》，共商對策。
經反複會商，張作霖和他的謀士們認爲，北京政府的局面確難繼續支撐了，采取退回東北的策略是明智的。當然，這全是中主權範圍內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揮，所以他們于５月２５日發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複照日本政府，指出：東三省及京津地方均爲中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對日本帝主義製造的濟南慘案，則予以譴責，提出“勿再有不合際慣例之措置”。當然，他們對日本也還留有余地，如在照會中也表示，他們將考慮日方要求，准備撤回東北。
當時，日本的這個蠻橫的《覺書》，也曾遞交南京政府，可那時正熱衷于與日本拉關系的蔣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鋒呢，所以對此露骨幹涉中內政的行爲，竟也裝聾作啞，一聲不吭，只悄悄致電南京在日本的官員張群，讓他轉告日本政府，說什麼“囑作霖及時下野，自動退出京津，移駐關外，則全之統一可不用兵，更何須出兵遠征？”南京政府爲了掩人耳目，後來雖然發表了一份有關《覺書》的對日照會，但用詞婉轉，軟弱無力。這樣一來，也更助長了日本帝主義的囂張氣焰，他們對張作霖軟硬兼施，勒索敲詐，以便在東北取得更多的特權，並盡快實現其占領滿蒙的計劃。原來，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與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滅亡中的二十一條賣條約，這當中有七條是霸占東北的內容。後來，段祺瑞又與日本勾結，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個交換條件，即中需承認日本有權在東北修築四條鐵路。但由于中人民始終強烈反對軍閥政府的賣行徑，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都未實現。但日本人並不死心，前些年他們之所以支持張作霖，目的還是想把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條款變爲現實。而這當中，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東三省的路權問題，他們要壟斷鐵路修建權。張作霖和張學良卻要打破這種壟斷，自辦鐵路，先後修了奉（天）海（龍）路和大（虎山）通（遼）路，日本人對此大爲不滿，張氏父子不予理睬。後來，日本人要求修吉（林）會（朝鮮會甯）等路，張作霖也總是含糊其詞，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並東北的計劃無法實現。不僅如此，連１９２８年３月，張作霖爲從日本人那裏得到軍費、與日軍簽訂的《吉敦鐵路延長墊款合同》，因後來決定不再同民軍隊作戰，也單方面把這個合同取消了，並還有企圖擺
日本人、慾與英美等聯系、尋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熱心開始與英、特別是與美人交往，在他自己身邊引進美軍事顧問”，並吸收美銀行投資，提議讓美人在東北修築鐵路等。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等漏夜晉谒，幾番拜訪，試探之不足，複加以威脅，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把張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
槍
箭，發生了激烈沖突。張懷英（張作霖的二女兒）如今還清楚記得：“從北京出發前，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還找我父
簽字（簽定‘日張秘約’，即履行郭松齡倒戈時所允諾的條件），談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這事在成玄的《張作霖演義》中也有記述，據說作者早年有機會接觸到張家父子，並廣泛搜集了有關資料，雖爲演義，但是在忠于史實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下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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