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換旗前後上一小節]答：
“余之決心，以東三省人民爲轉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爲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強調指出：
日內閣首相田中，爲阻止東北易幟，又派前駐華公使林權助以吊唁張作霖之專使來奉。８月９日，張學良回訪林權助，對林前來吊喪的盛意表示感謝，並表示“本諸共存共榮本旨與日提攜，而實現東三省和平經濟政策”。林久治郎
話警告張學良不得與南京統一，如“蔑視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強
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張學良表示說：“余爲中人，所以余之思想當以中爲本位，”“慾完成中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見張學良不肯就範，林權助以教訓的口吻說：“你的父
曾是我的摯友。因此，我對你有如愛子的感情。願向你進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險！’”張學良憤然而起，答道：“我和貴的天皇是同歲，我想要對閣下說的，只此而已。”這次禮節
的回訪，竟不歡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權助空空而歸，回述職了。田中政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改變了策略，采取了所謂務實主義，只要能保住日本在東北的權益，不反對形式上的易幟。田中表示：“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既得權，即不反對。”遂加緊謀求吉會、長大（東北地區鐵路）等幹線的築路權。激起了東三省人民的憤怒，保路反日運動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張學良對東北大學的學生說：“余決非賣之人，有損主權之事，決不退讓。”日本人原以爲張學良“是一匹借張作霖虎威的狐狸”，現在他們深刻認識到，張學良“是一只名副其實的猛虎”……④
但在那時，日本在東北駐有大批軍隊，壓力畢竟太大了，張學良不能強行換旗，只得繼續推遲換旗的時間。不過，與此同時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確表示：“目下對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動，爲實際之統一。”
這以後，張學良爲促使換旗這一大政方針早日實現，開展了一系列整肅內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動，如他注意不斷整頓軍紀、政紀，減輕人民負擔。對于外系軍閥勢力對東北的滲透，也都作了恰當的
置，有的被分散改編，其頭目改任文職官員，不再掌握兵權，如名噪一時的軍閥孫傳芳，就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任奉天墾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的。但象聲名狼藉的直魯聯軍殘部張宗昌、褚玉璞等，雖然實力雄厚，又自來沈陽要求進入東北，張學良卻拒絕了。因爲他深知，此輩作惡多端的軍閥，還是讓他離遠些爲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換旗問題，則巧妙地采取各種不同的策略，與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東北人民的愛熱情，鼓勵他們發起統一運動，用民意對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牽製日本，在際上爭取同情者。當換旗的條件尚未成熟時，他勸阻部下勿
之過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職員製做了一千多面新旗，准備在各商店的門口懸挂，以示東北歸屬中央。張學良即令吉林當局，勸阻下屬，曉喻利害，暫緩實行。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製造濟南慘案以來，美、英、法等帝主義抓住日本出兵山東問題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政府在際上的境越來越孤立。加上日本內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內閣已經內外交困。張學良看准了時機，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電全，稱：“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民政府，改旗易幟。”⑤……
無疑地，這件事是辦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這也正象當時頗有影響的《大公報》所說的“張氏數年來反對內戰、促成統一之功，終有不可淹沒者在”，還說“其富于家思想，實舊軍人所罕見者也”。
對于東北易幟表示贊賞，肯定它是反日的愛行動，同時也是順應全人民維護家統一、以及領土主權完整的願望，應予肯定，這是多數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認爲，“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張學良易幟歸順民
新軍閥蔣介石，是加強了買辦豪紳階級的反革命力量，沒有什麼值得肯定的”。
作爲一種學術觀點，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討的。不過，從心懷叵測的日本帝主義心積慮要分裂中、迫不及待地要使東北成爲它獨占的殖民地這一特殊的曆史條件來看，張學良不顧日本人的威脅利誘，毅然易幟，堅決改變日本帝主義一貫控製東北政局的局面，並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爲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面終難幸免”。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因爲，“自秦始皇統一中以後，大一統是中曆史大勢所趨。在一般情況下，家統一時，就強大，就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家四分五裂，連年戰爭必然貧弱。但正如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一樣，革命與反革命質不同。廣東革命政府統一廣東和北伐是革命的；吳佩孚叫喊‘武力統一’，要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則是反動的。共産搞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民蔣介石組織‘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則是反動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況，具
問題還要具分析。因爲日本手東北，妄圖獨占‘滿蒙’，蔣介石決定和平統一，張學良主動易幟，避免戰亂，使我東北回歸祖，這是符合廣大人民意願，是應該肯定的。如果張學良搞‘獨立’，象溥儀一樣甘當兒皇帝，則東北三千萬同胞將受日本奴役，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祖領土亦將喪失。”⑥至于說，在那時，不應該聯合民，歸順民南京政權，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聯俄聯共才是值得肯定的，這個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爲張學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同時那時共産是非法的、大都于地下狀態，張學良不僅還不可能走這一步，即使他這樣做了，在那時不利條件也是很多的，民以及英、美反對，自不待言，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是很難行得通的。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總覺得，“蔣介石民在第二次內革命戰爭時期是革命的對象，如果肯定張學良的易幟是進步的話，好象理不直、氣不壯。其實，這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中革命和中共産》一文中說：‘帝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産領導的人民大衆同民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是階級矛盾；日本帝主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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