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張保定會見之後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張學良便丟掉了一切官職、宣布下野了。爲了再次支持蔣介石，他甘願代蔣受過，忍受這一沈重打擊。並決定聽從當局的安排：出
考察。很明顯，這決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當此大敵當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危急關頭，難家仇集于一身的張學良，哪裏會有遊山玩
的興致呢！在此時此刻，輕易離開自己的隊伍，放棄自己承擔的責任，跑到外去觀光，這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種政治目的，則極力勸他出，不要戀棧。就張學良來說，差強人意也好，盛情難卻也好，不管怎麼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離開嗎？似乎又太冤屈了。想來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過，那也就問心無愧，他沒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權宜之計，過不了多久，他還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是下臺，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辭而別，不能灰溜溜地離開，不能讓人家說他是臨陣
逃，而必須向公衆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一事通電全，略謂：
……余就職以來，仍本先父遺志，始終鞏固中央、統一中爲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助民
在東北之活動。與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關，擁護中央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余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聯，頭爲之張公道，迫乎日軍侵熱，余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抗戰以來，將士效命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爲犧牲者，已以萬計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余今日之咎，辭職即所以效忠，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家之將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于今，難未已，土未複，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力加援彼等。爲爲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爲收複東北而效命，遂其志願，免于飄泊于願斯足。並盼人鑒余誠悃諒余庸愚，雖愆尤叢生，而余本身只知爲，余皆不複計也。
從這個通電看，他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講出來，對蔣他還是留有余地的。他還是以大局爲重，從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來講話的。這也不過是向人告別，略抒衷腸而已。
在通電發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決心，力戒毒瘾，爲此耽擱月余。４月中旬，當風和日麗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便由于鳳至和趙四小
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爲“康特羅索”號的郵輪，出了，爲尋求救之路，他先後漫遊了意大利、瑞士、德、法、英、瑞典等。他也很想到蘇聯看看，卻未能入境，想必是蘇聯人對于早先的中東路事件還有些耿耿于懷吧。
張學良原本還要在外再多考察幾十家，因爲“福建事變”發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紅軍的十九路軍不願再打內戰，通電反蔣，並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過與馬占山、李杜（適逢兩將軍亦在外）的會見，得知東北抗日情況，更激發了他的愛思鄉之情，乃決定提前歸。于鳳至因要照顧和安頓子女在英求學，所以沒有回來，張學良與趙四小和其他隨行人員則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在外考察了一個時期，張學良也還是有收獲的。這時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並不都是正確的，甚至還受了不少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但抵禦外侮、收複失地、披甲還鄉的雄心未滅，他還是很想大幹一場的。但打內戰他不幹，“良由外歸來，擬爲將來抗日作預伏之工作。”“歸當時之志願：（１）本想爲一超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爲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系，以備將來抗日也。（２）不希望參與任何內戰爭。但其結果，事與願違。”①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鑒于前車，鑒于先前的種種曆史經驗教訓，張學良覺得他晚出臺甚至不出臺，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于走馬上任，還想等等看。可這次蔣介石卻不等了，因自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起，他就集中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了，加之，在民軍隊內部也軍心不穩，甚至還有兵變發生，所以這才又對張學良發生了興趣。他一回，就被蔣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見，又是宴請，又是晉升（張學良的一級上將軍銜即授于此時），並任張學良爲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總司令由蔣兼任），代行總司令職務。真乃高官厚祿，受寵之至。當時東北軍中不少有識之士對此都不贊成，認爲張學良應當帶領大家抗日，不應再卷入內戰的泥坑。但由于那時東北軍已遠離東北，已經不是獨立的軍事集團，是隸屬于民軍隊系列的，不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要依賴蔣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這一任命，並去武昌就職了。曾幾何時，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那樣的無情，逼其下野，令其出，那時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進東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過一年多光景，又對張學良稱兄道弟，笑臉相迎了，蔣介石的這種縱橫捭阖之策，隨機應變之術，不能不令人驚歎。很明顯，如果你認爲蔣氏真的是對少帥發生了特別的好感，那就不對了，他實際是利用他，要他爲他發動的“剿共”戰爭效勞。先是讓其出兵江西、福建，繼而又命令他的東北軍與其他中央軍相配合，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
對于這個新的使命，張學良沒有多大興趣，但也沒有拒絕。是的，若說這時他對共産和紅軍已經有了正確的認識，那當然也是不切實際的；但若說他願意“剿共”，十分賣力，那也不是實情。因爲當時日寇正向華北步步進逼，可民政府卻軟弱無力。未過多久，何應欽與梅津還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那時凡有點愛之心的中人，誰不對此氣憤萬分呢！著名作家郁達夫在杭州寫的過嶽王墳有感一詩中，怒斥當局對日本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詩雲：
北地小兒貪逸樂，
南朝天子愛風流。
權臣自願成和議，
金虜何嘗要汴州！
屠狗猶拼弦下命，
將軍偏惜鏡中頭。
饒他關外童男女，
立馬吳山志竟酬。②
才華橫溢的愛作家和詩人郁達夫在詩中是以南宋
臣秦桧影射民中的
日派，並指出日本帝主義慾吞並全中的狂妄野心。這是有一定代表
的抗日的呼聲，也是全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這些思
無疑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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