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西安事變爆發、人們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之際，一個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同志組成的中共代表團（有人認爲應稱紅軍代表團），正在前來西安的途中。
原來，毛澤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就收到了張學良的來電，通報了西安事變的情況，並提出共同行動以防胡（宗南）敵北進的要求。隨後張、楊二將軍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速派人來西安，共商
事。
那時，蔣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當中也很快傳開了，人們無不欣喜若狂，認爲冤有頭，債有主，這回非公審蔣介石不可。主張殺蔣以謝人者，也爲數不少。張焘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他還在陝北，
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參加了，他是極力反對放蔣的。但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批評了張焘的錯誤主張，認爲西安事變是一部分民族資産階級的代表，因不滿南京政府對日寇的妥協退讓，接受了共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並認爲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蔣介石談判，或他拒絕談判，那就公審他，予以
理，這將會引起大規模的內戰，只能對日本帝主義有利。顯然，應當取前者，不能走後面這條路。所以中央製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代表團立即奔赴西安。
那時的西安，鬥爭雖然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由于南京討逆軍紛紛西進，步步進逼，西安以東兩軍對壘，劍拔驽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市內，因有南京“討逆”軍的飛機不時進行威脅
的飛行，仍有些人心惶惶。當時，于右任電張、楊，要求來西安宣慰。端納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備前來談判。這時蔣介石固執己見，拒絕交談的態度雖有好轉，能夠心平氣和地與張、楊討論抗日問題了，可是還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軍事進攻相要挾，他不說必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只同意停戰三天，讓他速返南京。在他寫給何應欽的
筆信中說：
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沖突，並即停止轟炸爲要。順頌
戎祉
中正手啓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張學良也給何應欽發了電報，但那是針鋒相對，毫不相讓的，他在電報中說：
……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弟部初未前進，而貴部已西入潼關，肆行轟炸，果誰動幹戈耶？誰啓內戰耶？兄部如盡撤潼頭以東，弟部自可停止移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②
但西安事變將怎樣發展，對蔣介石如何發落，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從南京方面看，主戰派仍然聲嘶力竭，定以武力討伐張、楊，在蔣回京之前，他們不接受蔣的任何命令。後來只是由于蔣鼎文從西安飛回宿京，面交了蔣的信函，又聽了他的口頭說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轟炸的。可是，對于宋美齡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談判以救蔣卻仍堅決反對。因爲據說堂堂政府官員，是不能與“叛變者”談判的，經過爭辯，才勉強同意准許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齡去不去西安，則還得看一看。
以周恩來爲首的中共代表團正是在這樣一個各種矛盾相互交錯，形勢發展變幻莫測的時刻來到西安的。他們不負衆望，一下飛機，就立即與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的大政方針進行商談。“初開始，張學良首先說明舉行兵谏的原因，……蔣介石被扣後，最初拒絕商談問題，現在已允許商談抗日。張又說，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護他做抗日領袖。周恩來贊揚了張、楊發動兵谏的愛熱忱，同意張對蔣的方針，並談了對事變的質、前途和理方針的看法。周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實力原封不動，西安已經與南京在對立地位，因此，對蔣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據內外形勢說明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
’將是推動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十八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去止園拜會楊虎城。周先談了與張學良商談情況及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還說如果蔣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將仍擁護蔣爲全領袖。楊虎城深知蔣介石的爲人，怕釋放蔣回南京後挾嫌報複，曾准備‘扶天子以令諸侯’，他又估計，經過十年內戰，中共不會同意放蔣，因此對周所說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張學良、周恩來意見一致，他也就沒有表示異議。又說：中共‘不記前仇，真是偉大。’但也坦率地談出自己的顧慮：一是懷疑蔣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蔣報複。他說：共兩是平等的，而他是蔣的部下，蔣被釋放後，一旦翻臉，他的境就困難了。周恩來針對楊虎城的疑慮，分析了內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蘇支持中抗日和蔣介石抗日則生的境，指出蔣抗日的可能增大了，現在就要力爭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強團結，進而團結全人民，蔣想報複也不可能，而且這次，沒有把握也不能輕易放他……”③周恩來經過與張、楊兩將軍分別會談，統一了認識，紅軍決定加入西北抗日聯軍，三方更加團結，西北地區的抗日救運動更加聲勢浩大了。總之，經過張、楊兩將軍，特別是周恩來等共産人艱苦卓絕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人的積極斡旋和蔣介石的反省，事變終于得以和平解決，使中現代曆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場震驚中外的突然爆發的曆史事變，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但人們對它始終不會忘記，它留給後人的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曆史的驚歎與深思。人們對于張、楊二將軍發動西安事變的功績，是交口稱贊的，但對他們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功績則不大提起，或者有意無意地抹煞他們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和功績。如認爲是中共産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或者說張、楊是由于紅軍代表團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後，他們才接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的。這是史學界長時間以來的一種說法。臺灣的學者則認爲蔣介石之所以獲釋，是因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張學良被蔣介石感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不靠天，不靠地，是蔣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爲“保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張學良一直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張學良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④並認爲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不僅主張明確，而且是發揮了主導作用的。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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