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力挽狂瀾上一小節]據張學良１２月１３日對總部全
職員所說的“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抛開，一切都是爲了
家民族。”“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促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張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爲是叛變而懲
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爲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這些大義凜然的講話，可看出他的“爲爲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變的布置中，張學良作了嚴格交待，命令其不准傷害，並絕對保障蔣的安全。當劉多荃打電話說蔣介石不見了時，張、楊非常著急。張學良對兩軍文武官員說：‘若找不到他，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爲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再引起內戰，那我張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見，張學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確保蔣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內戰的爆發，以達到和平解決事變。
“在事變後，張、楊立即通電全，敞開和談的大門，指出事變之目的，是對蔣‘最後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的八項主張。在通電外，張學良又另電南京中央要人及
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對事變予以調解之助，孔祥熙對張電作了這樣的理解：‘張、楊既于通電之外，複對余及中央諸同志各有私電，是明予吾人以談判之機。’可見這些電報使南京英、美派要人，對事變目的和理事變的願望有了一定的了解，爲和平解決事變增加了有利因素。爲了穩定內秩序，避免混亂，張學良還專電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金融樞紐，未容紊亂。’……“盡管蔣介石已身張、楊囹圄之中，成爲他們的階下囚，但張學良還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禮節，不厭其煩向蔣再度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納谏，蔣介石雖頑固不化，但由于張學良的至誠行爲，無害他之意，求和平解決之心，對他最終産生了一定影響。因此，蔣在十七日致何應欽停戰手谕中寫道：‘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蔣的停戰令暫時製止了南京的軍事進攻。張、楊爲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進展。
“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共産
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通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爲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只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爲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建議，但又決不受人支配的
格有關。……”⑤
筆者對西安事變缺乏深入研究，對上述論述不想妄加評論，不過，對這些觀點還是贊同的，並認爲談得還是比較實際、中肯而又新穎的。曆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也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研究也要發展，要創新，因此就應當“通過曆史的反思，通過社會迷宮進入到曆史表象的背後，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從全方位來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實質的探索。
當然，話又說了回來，這樣說是不是又忽視了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共産的協助和調解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有力作用呢？當然不是。事變發動後，首先向中共電告事變消息，並邀請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大計的是張、楊二將軍，而紅軍代表團的到達則是對張、楊兩將軍的一個有力的支持，同時也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因爲“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幹部中對于蔣介石的置問題並不一致。不少感情沖動之少壯軍人，恨不得立即死蔣介石而後快。這種力量和思
，對于張學良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是一極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團到達後立即開展了對內部統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曆史，以此來做這些少壯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當張學良將軍扣留在南京後，西安方面群情激憤，主張以武力對付南京的主戰空氣頓時高漲。爲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壞，使和平最終實現，中共在通電南京，要求停止進軍的同時，調紅軍協助東北、西北軍准備防禦，並且勸兩軍將領要冷靜對待……應德田、孫銘九製造了殺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後（筆者按：“二、二事件”系指張送蔣回南京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少壯派爲營救張出險，不惜與南京一戰。一些老派將領主張通過談判救張，認爲只要東北軍和“三位一”緊密團結，張是可以回陝的，反對武力救張。應德田、孫銘九等認爲王以哲、何柱是“投降”，是“出賣副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衛隊營連長于文俊帶領部隊殺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殺何柱。當時，何避入楊虎城公館，少壯派帶兵追捕，楊加以製止，何始得
險。但王以哲副官宋學禮、總部參謀長徐方、交通長蔣斌等則亦于當天被殺害。），缪澂流、劉多荃決定回兵包圍西安，消滅主戰派，因此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來等同志，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調解東北軍內部的矛盾，把製造二·二事件的主戰派主要人物，轉移到紅軍中去，這樣就使一場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內戰得以消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得以鞏固。”⑤
周恩來和中共産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卓越貢獻，向爲世人所稱道，讀了上面有關評述，我們對此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三位一”特別是中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産的調停，實與有力。”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斡旋，特別是由于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們爲和平解決西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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